编辑 | Ninon 3（杭州）

作为如今韩国电影界备受关注的80后新锐导演，国内对金泰英的研究和相关资料尚显不足。若放在当下的韩国电影谱系中，金泰英导演无疑代表了韩国电影的新生力量——尖锐残酷的边缘影像的崛起。

作为韩国电影史上最年轻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导演，金泰英在韩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随后的作品也更加顺利地进入主流——2014年的独立成本作品《巨人》获得了第35届韩国电影评论家奖最佳新人导演奖和第36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新人导演奖。小成本的《巨人》上映第五天观众人数突破1万。在对新人导演一向要求严格的韩国电影市场，金泰英也创造了不错的票房收入。

作为金泰英导演的新作，《女教师》于2017年1月在韩国上映，与《进击的巨人》（2014年）一样，它依然是一部关于欲望压抑、人性裂变的个体寓言，而且更赤裸裸地延续了伦理逾越的主题——师生恋。

与上一部电影《进击的巨人》不同，金泰英将视角从下层社会转移到了中产阶级（片中的女教师孝珠有着稳定的生活环境）。《进击的巨人》中被压抑的暴力行为在《女教师》的结尾被血腥残忍地展现出来。三年前在天主教堂真诚告白的流浪男孩英宰，为何三年后又会虐待孝珠？金泰英为何选择女性视角？从英宰到孝珠，三年间女性经历了怎样的性别认同转变？而影片中的性别焦虑与韩国当下社会结构的变化又有何关联？影片结尾处女教师疲惫的眼神，仿佛透露出血液凝固的答案。

电影《女教师》的结局

血腥师生恋

“师生恋”题材在韩国电影中并不少见。在韩国每年制作的大量情色电影中，“师生恋”往往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作为当代社会伦理禁忌，“师生恋”不仅洋溢着奇幻、情色的风景，也包含着对理性与情感的深刻思考。对于韩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儒家传统的国家来说，此类题材的电影往往被列入禁映电影之列。

智齿里的师生情

2015年，郑智友执导的《牙齿》以细腻的色调刻画了师生间的暧昧情愫；2011年，朴贤秀执导的《完美搭档》将师生恋融入明亮活泼的喜剧节奏中。狡猾的韩国电影人在处理“师生恋”这一禁忌题材时，往往会巧妙地融合类型以迎合主流市场——悲情凄婉的纯爱小品，或是色彩斑斓的浪漫喜剧，而对人性/情感的深度认同却常常成为一种缺席的状态。

李秉宪在《看见恶魔》中饰演男主角

金泰英的《女教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影片结尾女教师孝珠的决绝杀意，颠覆了韩国电影完美的“师生恋”元叙事结构，与去年的《酒神小姐》连成一首对女性身份崩塌、情感消亡的复调哀歌。影片结尾孝珠在荒芜街头犹豫不决的场景与《看见恶魔》中金秀贤（李秉宪饰）完成疯狂复仇后的放声大哭，形成了一个重叠的画面——女性与男性对残酷的社会压迫都感到绝望与厌恶，悲愤交加地共同反抗。

金荷娜在《女教师》中饰演女教师孝珠

《女教师》可以算是金泰英导演的一部“回归”之作。女教师孝珠逃离游离于主流秩序之外的“巨人”漩涡，回归正常的城市规则。孝珠是中产阶级生存的投影。在正式员工一线努力奋斗的女教师孝珠，面对整天懒散在家的丈夫的痛苦，机缘巧合下结识了班上的舞蹈特长生在夏。在夏蓬勃的青春活力和年轻的身躯深深吸引了孝珠。沉浸在感情沼泽中的孝珠仿佛看到了生活的一线希望。在在夏蓬勃的青春气息中，她作为女性重生。

李元根在《女教师》中饰演学生在河

然而现实的残酷往往比刀刃还要锋利。作为学校董事长的女儿，惠英自然受到上流社会的尊重，她一进学校就成为正式员工，接替了孝珠的职位，同时在体育馆里和在河发生了肉体关系。于是，围绕着少年在河，两位老师，两个不同阶层的女性，展开了一场关于情欲、尊严、价值的复仇之战。当孝珠的真情遭到惠英的嘲讽时，她愤怒地用开水把惠英烫死，目睹真相的在河也震惊得痛哭流涕。

电影《女教师》剧照

《女教师》所展现的“情欲+暴力”的奇观元素，早已在韩国电影中泛化。《金钱味》《下女》《虚张声势的夫人》《夜之门：欲望之花》等一系列韩国限制片中对情欲和暴力的展现，往往达到刺激感官的商业极致。因此，《女教师》中的“情杀”元素，是对当下韩国电影极端风格的延续和继承。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虽然《女教师》和其他限制片一样重复了奇观叙事元素，但金泰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在欲望和震撼的外衣下，包裹着当代女性身份的困惑和情感焦虑。孝珠在工作和情感上的双重困境，也与当代女性身份的多重困惑和迷失不谋而合。

花木兰的困境：身份困惑与情感焦虑

影片开头，有一幕颇具社会寓意的场景：学校主任在以孝珠为首的临时教师面前摆上一份合同，所有年轻女性都必须在合同上签字，工作期间不准生子。这无疑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于女性身份的严格要求。正如戴锦华教授指出的那样，当代女性的经历反映出了一种“木兰式的处境”，即“女性必须假扮男性才能获得成功，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而成功的代价是“作为女性的生命的永恒丧失”。

金荷娜饰演的女主角

影片中，孝珠的生育权被剥夺，这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对女性身份的一种“阉割”惩戒。孝珠在融入社会的同时贝语网校，其女性身份也“消失在无性别（或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的面具后面”。因此，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中，孝珠的女性身份始终缺席，却又无法拥有真正的男性身份，最终导致身份的混乱与混沌，这在孝珠的私生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孝珠的男友是一名无业作家，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让她被迫扮演男人的角色——不仅要应付校园工作，还要照顾家中的“巨婴”。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进一步迫使孝珠放弃重新找回女性身份的可能李贞贤舞蹈教学，强化了男性气质的虚假自我认同。 办公室里的男同事对待孝珠，没有女性应有的尊重，孝珠对待学生冷漠麻木，主管把她当成和男性等同的机械劳动力……这一系列抹杀性别差异的社会秩序操作，通过语言、秩序和群体归属，建构着女性的“欲望阉割”。

电影《女教师》剧照

更为悲惨的是，现代经济社会对于孝珠这样的中产女性而言，诱惑、魅力和征服的唯一象征就是正式的教师头衔，这也是经济社会赋予女性的性别赦免凭证。正式头衔的提升意味着女性的社会身份被认可为合法，即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职务地位和身份属性，而孝珠为弥合自身性别差异所做的努力，最终却导致其彻底去性别化，进入男性的准则之中。因此，即便面对男学生的辱骂，孝珠也没有愤怒到发疯的地步，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学生们。对于孝珠等人而言，抛弃自身性别，与男性社会亲近，必然会遭受虐待和压迫。支撑她们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获得秩序的认可，与男性共享同等地位。 因此，美丽的女教师惠英与帅气的学生在河恰好唤醒了孝珠埋藏已久的感情焦虑，同时也加剧了她的身份困境，将她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金惠子在《母亲》中饰演母亲角色

在韩国电影中，女性常常选择逃避，采取自我麻痹等消极态度。奉俊昊的《母亲》（2009）中，面对儿子近乎幼稚的对杀人真相的追问，母亲沮丧地选择逃避，在公交车上与乘客共舞，试图在令人陶醉的舞曲中麻痹自己。这成为韩国电影中对女性困境最为凄凉和幻灭的刻画；《酒神小姐》（2016）中，当老妓秀英面对纪录片导演的镜头时，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慌。情绪的审视意味着重新定义身份。当她们彻底明白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绝望命运时，她们除了继续麻痹自己（李沧东《诗》2010），剩下的就只有诗歌和死亡了。

电影《小姐》女仆砸碎蛇头雕像

朴赞郁去年大获成功的新片《下女》中，女仆与女主人砸碎象征男权的蛇头雕像，逃出城堡前往上海。影片以两个女人情色和解的场面收尾。两人逃出城堡后，是否逃脱了女性身份的永恒困境？朴赞郁导演似乎无法给出答案，只能用挥之不去的情欲氛围暂时掩盖现实的伤痕。显然，韩国电影虽然视野丰富，情怀深厚，但依然难以为当代女性提供一个清晰完美的结局。这种没有结局的情感伤痕不仅折磨着孝珠这样的中产阶级女性，也伤害了影片中象征上流社会女性的惠英。

在林昌淑的《下女》（2010）和《金钱的味道》（2012）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流社会女性陷入更为痛苦和令人苦恼的精神困境，她们虽然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比《晚秋》中的安娜（下层阶级）和《女教师》中的孝珠（中层阶级）更早地丧失了性别认同和情感纯真。

全度妍在电影《下女》中饰演的女仆

《下女》中，恩伊（全度妍饰）是一名底层女佣，她渴望通过满足男主人的情欲进入上流社会，但最终却陷入了更深的悲剧。《女教师》中的惠英生活​​在一个完全被男性控制/支配的世界。如果说孝珠在遇到在河后逐渐恢复了女性意识，那么惠英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性别觉醒的可能，成为了男性构建的天堂里的性象征。影片中隐藏的最悲哀的事实是，与孝珠相比，她的优越感仅仅来自于背后丰厚的男性资源，而不是她自己的女性地位。当身边没有男性的庇护时，她即使面对生命的威胁，也没有反击的力量。

电影《阳光姐妹淘》剧照

尹佳恩执导的韩国独立电影《我们》（2016）的结局似乎为《女教师》中的女性困境提供了出路：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女孩善和智雅在经历破裂和伤害后，终于对视李贞贤舞蹈教学，学会了相互包容和妥协。对于性别社会中的孝珠和惠英来说，阶层对抗始终存在。女性步入社会，必须承受性别身份的惩罚/惩戒，但女性自身也必须学会相互支持、相互理解，以重构自身的主体地位，如同《阳光姐妹淘》（2011）中在灾难面前携手同行的姐妹。

菲勒斯的谋杀危机：秩序的崩溃与权力的消亡

《女教师》的故事背景耐人寻味。孝珠就职于一所男校——一个完全被男校势力控制的性别中立的单一世界。学生全是男性，为数不多的女教师也在男性权力的联合绞杀下被迫“被阉割”。金泰英在影片中通过阴暗的色调和封闭的空间结构有意识地营造了一个阳具世界：男性王国。

电影《女教师》剧照

纯粹男性化的虚拟空间展现了韩国女性身份丧失的现实裂缝，也揭示了男性自身性别力量失效的困境。《女教师》中的青年男子在河就是这场悲剧的牺牲品。在孝珠和惠英在身份丧失中一起走向毁灭后，他所象征的男性力量和性别优势瞬间被颠覆/瓦解。作为男性，他在两个女人的爱情游戏中始终处于角色的主控地位。一旦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困境（他对孝珠喊了一声“恶魔”，孝珠意识到了爱情的绝望），她们就会选择超越性别秩序完成“谋杀”。在河的男性优势被“谋杀”后，他被永久地困在了精神阉割之中，无法自拔。 因此，影片结尾处突然响起的警报声，不仅是女性焦虑的预兆，更是对男性困境的警钟。

电影《诚实的爱丽丝》中李贞贤饰演的女主角

2015年安国真执导的独立电影《诚实国度的爱丽丝》是近年来韩国电影中超越性别秩序、颠覆阳具的对边缘女性最疯狂、最刺激的谋杀。悲剧少女郑秀男在步入社会之初就遭遇了来自男权秩序的“谋杀”：厂长用冷酷的眼神、苛刻的话语将秀男孤立在主流社会之外（更讽刺的是，厂长是女性），彻底击碎了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梦想”。在家庭责任和社会歧视的双重压力下，秀男终于忍无可忍，举起屠刀将各种类型的男人全部杀光。

电影《爱丽丝梦游诚实国度》剧照

影片结尾，秀男杀死前来审问她的警察后（隐喻底层女性对主流秩序的彻底反抗），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秀男将去往何方？我们不得而知。这或许又是一部现代韩国版的血腥“娜拉的逃亡”，但秀男谋杀菲鲁斯也充分暴露了男性自身的危机——看似庞大而强大的韩国男性秩序早已软弱无力，弱女子的屠刀便能斩断它的血脉。

如果将2015年的《诚实国度的爱丽丝》视为女性意识觉醒的信号，那么2016年韩国电影中则涌现出大量“男根谋杀”女性题材的作品，掀起了一股铁血女性主义的热潮。2017年初诞生的金泰英的《女教师》无疑是对这股女性电影浪潮的反思与回应。

韩国女性的自我反思

2016年韩国电影界诞生了《小姐》《我们》《犯罪女王》《没有秘密》《酒神小姐》《德惠公主》等一批女性自我反思的作品，这绝非偶然。韩国电影业内人士指出，韩国电影市场正在逐渐饱和，大众娱乐消费时代，观众主要以20-30岁的女性为主。2016年“女性元素”的高调回归，是前两年“严重缺失”之后市场需求的体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风格各异、风格迥异的“女性电影”基本都指向了当今韩国社会日益严重的阳具危机——男性的没落。

如果说《女教师》中的在河代表了年轻男性性别无效化的焦虑，那么李敬美导演的《没有秘密》则通过政治斗争的残酷，揭示了中年男性在社会压力下家庭破裂的人性悲剧。而《酒神》则通过一位老妓的生存经历，更加直观深刻地展现了老年男性的死亡命运。从《女教师》《没有秘密》到《酒神》，我们可以一窥韩国各个年龄段男性的危机全景：他们在“谋杀”女性的过程中享受生命的开始，又在女性的“谋杀”中陷入生命的终结。

《女教师》中的在河因家境贫寒无法实现舞蹈梦想，他通过肉体关系依附上流社会女性惠英，希望获得上升的机会。表面上看，这种师生肉体关系似乎是惠英阶层优越感的展现，但她却浑然不知自己正陷入在河的“谋杀”之中。影片中验证在河杀人动机的重要一幕，是失控的孝珠指出自己不爱惠英，在河哑口无言，愤怒地强奸了孝珠——他只能通过性别权力的压迫来重建性别权力，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孝珠的“反击”。

电影《没有秘密》剧照

在《没有秘密》中，男权失势的焦虑被呈现得更加血腥露骨，甚至直指现实权力阶层——影片中女主角的丈夫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秀。在韩国电影中，政治无疑是男权秩序的象征符号，如《新世界》、《阿修罗》、《局内人》等影片。《没有秘密》中的金钟灿是野心勃勃的政治野兽，他的妻子金妍红在男权的“谋杀”中甘愿成为政治晋升的象征。丈夫也在妻子性别优势的“谋杀”中享受着生活的快感，直到和女儿的老师偷情。为了维护自己完美的政治形象，女儿被父亲杀害，这似乎也揭示了韩国电影男权秩序建构的残酷性。即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旦危及性别主宰秩序，就不可饶恕。 因此，影片中妻子谋杀丈夫的行为，是家庭内部的伦理撕裂，也是当下韩国社会女性对男性最高权力的终极反杀，更是对男权性别支配秩序弊端的深刻揭示。影片结尾，妻子复仇后扬长而去，而满身鲜血的丈夫则被裹在塑料薄膜中——这是现代男性“把自己困在茧中”的视觉隐喻（《看见恶魔》中，女受害者也被绑在塑料薄膜中，《没有秘密》中的性别逆转再次验证了阳具危机的迫近）。

电影《没有秘密》孙艺珍饰演的女主角

《没有秘密》作为一部女性自我反思的作品，在当下韩国电影女性化热潮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揭示了韩国社会性别差异的畸形，也指明了曾经“隐匿”的《女教师》女性被杀案的真正元凶——以惠英的强势父亲兼男友为代表的男权阶层，相当于政治新秀金钟灿，在性别秩序中占据着高层主导地位，他们的优越地位是建立在杀害大量当代韩国女性的基础上的（《阿修罗》《局内人》中的女性彻底沦为政客的玩物），这也为集体杀害女性埋下了祸根：男权阶层的无知导致了性别权力的最终失效。

如果说《女教师》和《没有秘密》仅仅是阳具危机的预兆，那么李在镕执导的《酒神小姐》无疑揭示了阳具断电后的处境——死亡。年老而卑微的男团在镜头前大胆展示着自己干燥下垂的皮肤和稀疏的头发。人生唯一的乐趣就是从老妓素英身上重新获得微弱的性快感，而素英曾经的客人在宇甚至因衰老而失去了享受快感的能力。

电影《酒神小姐》剧照

身体往往是男性性别权力的重要载体，当身体不可避免地遭遇衰老危机时，男性便会逐渐步入权力衰落的困境。《酒神小姐》中，老年男性在感受到失败危机后，纷纷选择了死亡。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影片中男性的死亡，是由女性苏英来完成的：老年苏英与身体被“阉割”的老年男性群体达成了一种奇特的妥协与默契，双方都卸下了性别认同的束缚，共同迎接衰老。理解/融合在死亡中完成。性别认同的平等，是否也要在死亡中实现？影片结尾处苏英的骨灰盒，留给我们一个无声的解答。

在这场女性与男性的性别混战中，谁才是最终的赢家？每一个性别阶层都在影片中经历了生死幻灭的痛苦，始终没有真正获得应有的权力与尊重。“后朴槿惠时代”的韩国女性群体又将经历怎样的身份变迁？女总统的退出，对于男性秩序的重构又有何深远意义？或许，我们可以用近期韩国男性困境电影《小人物》中的一段话作为收尾——片中，陷入家庭与事业夹缝中的顾先生濒临崩溃，妹妹泪流满面地呐喊：“怀念家庭和睦的时光，讨厌日益激烈的生活。”身处“激烈”性别秩序中的男女，期盼救赎，期盼归家。

-鳍-

融电影、文学、音乐、哲学、绘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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