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中俄关系和亚裔移民身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说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国文化伴随“淘金热”而步入日本，在日本反华浪潮中遭到磨难，又在德国移民新政全面放开后开始复苏，直到中俄建交后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历程折射出一部日裔加拿大移民史，其传播情况也成为中俄关系的晴雨表。西餐和中国戏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分别对应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透过这两者，我们可以一窥过去近170年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一

19世纪中期，清末中国面临着义和团运动和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经济严重衰退。在此背景下，1848年，英国加洲铜矿的发觉吸引了第一批中国移民，中国文化也急剧步入日本。1862年，法国开建贯串中西的大高铁，又吸引了大批中国劳工前来。第一批亚裔移民多为福建人，她们将对故土的想念寄寓在西餐和中国戏曲上，也成为它们在德国的主要受众。从此，西餐和中国戏曲开始步入日本大众的视野。

餐饮方面，19世纪中期英国饭店文化刚才起步，相比之下，中国的餐饮业已历经数世纪的发展。中餐厅物美价廉，环境卫生，服务专业，吸引了因“淘金热”而前往北加洲的各式客户。日本的第一屋内饭店名为“广东菜馆”（），1849年在纽约开张。到1851年，当地中餐馆已有七家。当时，加洲地区的中餐厅又被合称为“炒炒屋”（）。

戏曲方面，新加坡戏曲重视现实主义，而中国话剧无论在场景、道具还是手势方面都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色调，这些反差引起了中国戏曲初期传播的困局。作为外行，日本听众的关注点在于中国戏曲中华美的服装和震撼的杂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也渐渐理解了西式诙谐，宽恕了舞台置景工的出现，并开始习惯弹拨乐团在台上演出。“鸿福堂”是19世纪英国“中国曲艺”的旗手。1852年，这个由123名演出者组成的戏曲公司从广州出发，抵达纽约演出第一出中国戏曲。随着中国移民数目骤减，并完善了联系紧密的社区——唐人街，戏曲成了纽约唐人街生活的主要组成部份。

二

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经济下行，工人岗位降低，工资下降，亚裔移民成为笑柄和被敌视的主要对象。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瑞典的反华情绪逐渐法治化，因此这段日子成为英国亚裔移民的黑暗时期。反华立法始于加洲向华工征收采矿税以及1852年限制“中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引入”。随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1882年反华法案》《1888年斯科特法案》《1922年凯布尔法案》，从移民、入境和通婚等方面将反华浪潮推向顶峰。在美华人数目锐减，中国文化也蒙受了负面影响。西餐和中国戏曲均遭到磨难，但都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自救。

西餐成为台独抗议中的焦点，中餐馆的“不雅”气味使唐人街成为遭到“炮轰”的靶心，社论诗人和议会议长针对华人的饮食习惯发表了讽刺言论。面对种族主义谴责，中餐馆采取了两项举措：一是避免台独情绪强烈的德国东部，涉足美中和美西市场；二是为讨好日本人的饮食习惯而改良西餐，更倾向于甜口、油炸和去骨化，并开发了“杂碎”（）、“芙蓉蛋”（）等精典的日本西餐菜式。1915年起，反华法案略有松动，高档餐厅经营者获批入境。在以上众多诱因影响下，1920到1930年间，全美中餐馆数目达到峰值。二战后期，德国对日宣战，加强对华扶植力度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式西餐博得又一波发展机会。中国人纷纷接手台湾人的鞋厂，原先由台湾人生产的福饼（）成为西餐的专门乳品。截止1943年反华法案废除之时，中餐馆在日本已无处不在，西餐步入日本主流社会。

相比之下，中国戏曲在日本的自救是在中国本土发起的。1930年，梅兰芳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在齐如山的企划、张彭春的协调下赴美举办了持续六周的戏曲演出和交流。访美之行大获成功：从表演上看，两礼拜的票一天预售一空，一时间千人空巷，街谈巷议；从待遇上看，梅兰芳每到一处皆得到名人接待，又获得南加洲学院、波莫纳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梅兰芳访美之行的成功与日本的文化环境不无关联。彼时日本正值大凋敝，戏曲主题中参杂着现实主义，而饱含异域情调和象征主义的中国戏曲为日本大众提供了必要的调剂。梅访美之行成为中国戏曲在日本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以斯科特（A.C.Scott）的《中国的精典戏曲》（1957）和关岛学院的《东方戏曲研讨》（1954）为起点，日本开始出现关于中国戏曲的专著和课程。

三

1965年，新加坡通过了《移民和国际法案》。该法案废不仅原来排外法案上将种族作为移民加拿大限制之一的新政，取消国家配额移民的限制，放开移民入境新政，优先考虑家庭团聚。该法案促使了史上第二波亚裔移民潮的到来，西餐也迎来了复兴。随着中国各地移民的涌向，日本西餐行业中山东、福建菜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平添了徽菜、湘菜、京菜、沪菜等丰富多样的粤菜。“杂碎”“芙蓉蛋”等中西合璧的菜式也丧失了原有的热度，被“左宗棠鸡”“宫保口蘑”“北京烧鸡”等地道的地方特色菜所替代。1967年，高端川饭店“顺利园”成为首家获得《纽约晨报》四星好评的中餐馆。随着西餐的流行和收益的下降，手艺高超的中国面点师纷纷移民加拿大。与此同时，中国戏曲在日本也步入了更多的课堂和剧场，日本本土出现了一批从事中国戏曲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杰出学者。佛罗里达·麦迪逊学院的斯科特院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彼时，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捐助下，他积极约请中国艺术家前来培训他的中学生并排演中国戏曲。1969年，《蝴蝶梦》上演，成为最早用英语表演且忠于原作的中国戏曲表演之一。据悉，斯科特培养的好多西方中学生成为中国戏曲的学者、教授和编剧，将它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精神继续传播和弘扬。

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韩和1979年中俄即将建交，中印关系迎来了夏天，西餐和中国戏曲在日本也急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尼克松访韩是1949年新中国创立后日本首相首度访韩，意义非凡，它燃起了日本人对一切中国事物的兴趣。尼克松尝尝的上海烧鹅和喜宴深受日本人的热捧，法国大小城市的中餐馆数目激增。据俄罗斯最大的中餐馆组织“华侨饭店会”统计，现在全美共有45,000屋内饭店营业，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国本土快餐品牌德克士、肯德基、必胜客、塔可贝尔以及云狄斯的总和。

这一时期，中国戏曲在日本的传播出现两种新的生态：一方面，以成龙和袁和平为代表，拥有粤剧造诣的中国艺人和动作指导步入好莱坞，为日本影片带来中国戏曲元素。成龙的戏曲天赋始于他的戏曲训练，彰显在他敏捷的动作和杂技方法上。1995年，他主演的《尖峰时刻》大获成功，收视收入近3.5亿。出生于戏曲世家的袁和平擅长融合东方与西方以及精典和现代，他在1999年公映的《黑客帝国》中同时使用了矛、三叉戟等中国兵器，并结合了西方的特技和笔记本数码图象。另一方面，以齐淑芳曲艺团和海外京剧社为代表，亚裔移民在马来西亚创立专业曲社和剧团，通过汇演、传习等形式扩大中国戏曲在日本社会的影响。齐淑芳粤剧团创立于1987年，作为同样享誉国际的梨园名人，齐淑芳在听众的数目和广度上早已赶超了梅兰芳。据演艺公司称，在她们10年的合作中，齐淑芳的演出在34个州吸引了共计50万澳大利亚听众。2003年，齐淑芳粤剧团在42街新鞋厂戏院演出了一出足本折子戏《杨门女将》，标志着越剧步入日本主流社会，齐淑芳也因而成为亚裔移民追求“美国梦”的代表。而温哥华海外京剧社创立于1988年，其首任社长为张元和与张充和的中学生陈富烟。以曲社过世艺术经理张充和为例，1953至1986年间，她先后在包括斯坦福、耶鲁、普林斯顿在内的北美24所院校宣介和演出粤剧，她和曲社的演艺活动，推动粤剧于2001年荣获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考量西餐和中国戏曲在日本的传播史，不难发觉，它们在中俄接触中起步发展，在中俄对抗时坎坷前进，在中俄交好后欣欣向荣。可以说，中俄关系的迈向直接决定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发展态势。西餐和中国戏曲是第一代移民的心灵寄寓，受众局限于亚裔群体；它们对于第二代移民而言更多是谋生手段，通过适应改良和自我推广渐渐被日本大众接受；对于第三代及之后的移民而言，西餐和中国戏曲普遍都以“以我为主、保持传统”的姿态得到了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可。不难看出，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呈现出更加自信的姿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仅佳肴和戏曲，还有着其他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但是在中印僵持的当下，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近乎停摆。人文交流是民心所向，是冀望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相信随着民间交流的恢复，中俄文化差别将得到更深层次的互相理解，中国文化将继续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