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美】卢大伟译 | 李美华

摘自《帝国的黄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社授权。

本文约7516字

阅读需求

20分钟

元朝的短暂是历史事实。 曾经灭金、又用几十年灭南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存在了数百年的领土，其功绩不小。 然而，元朝最终在一百年内就灭亡了。 元朝统治者也曾努力巩固自己的权力，但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4世纪中叶，蒙古为了应对当时面临的挑战，加强对中原北部（特别是首都地区）的控制，实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 如果中原北部（尤其是都城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那么在此基础上，蒙古朝廷就可以继续统治大元乌鲁斯的其他地区，虽然这个统治比较宽松。 这个战略考虑可谓明智又现实，因为在过去的百年里，这一战略为大源乌鲁斯的精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英语作文，保证了大源乌鲁斯的繁荣。 这一切都表明，以大都为基础的王朝将世代相传。

在积极倡导复兴的人物中，脱脱（1314—1356）是核心代表人物。 据记载，脱脱身材高大魁梧，背脊坚挺，步履庄重，善骑，善用箭，体力非凡。 担任沁雪太子十年。 1340年，他策划并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以消除伯颜（也是他的叔叔和养父）的影响。 1430年代，伯颜一手称霸天下，主宰朝野，引起元朝众多精英（包括少帝脱寰铁木儿）的极度不满。 由于脱脱在灭掉伯颜的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加上他行事得当、治国高效，不仅赢得了年轻皇帝的极大信任，而且得到了蒙汉官员的广泛支持。 在随后的几年里，脱脱发起并领导了一系列运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政治伦理、法律制度、人事安排、文化政策等，以至于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脱脱中兴”。

1340年代中期，在脱脱的领导下，蒙古朝廷启动了一系列巨大的水利工程，以提高中原北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 1344年，黄河改道并发洪水，造成灾难性的社会经济后果。 诗人乃贤描写了黄河决堤、泛滥成灾后破败不堪的景象。 他指出，洪水发生后，武装匪徒光天化日之下随意进出山东城镇，大肆抢劫。

脱脱提出恢复黄河航道、引黄水东流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当然，很多人对这个提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将花费巨大，而且如果这个提议可行，为什么近百年来没有被采用呢？ 这里没有人真正实施这一计划。 这次治理黄河工程，共动员13条路15万人、8个翼2万名官兵。 十个月后，黄河航道重新开通。 又过了两个月，该工程全面竣工。 凭借这次治理黄河工程，脱脱获得了朝廷的丰厚奖励和一系列称号。 治黄工程的整个过程和功绩也被写成碑文，刻在纪念碑上。

这个黄河治理工程常常被视为元朝政府规划不善和日益孤立中原的一个例子。 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广为流传，其中就有这样一句：“煽动黄河造反天下”。 治理黄河时，狡猾的叛军首领在河工们正要挖的堤坝里埋了一个独眼石人。 当时南方很多地区都流传着独眼人将会出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朝廷在监管松散、工资微薄的情况下集结了近20万河工。 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尽管河工的劳动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徭役。 然而，在黄河工程结束时，宣布解散河工，不发工资，无疑是极其仓促的举动。 当然，我们并不隐瞒帝国正在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事实。

黄河

类似的改造中原北部自然环境的大胆尝试还包括在首都地区引进水稻种植。 自1450年代初以来，在脱脱的监督下扈怎么读，朝廷在大都附近种植了更多的水稻，以减少对南方粮食的依赖。 结果好坏参半。 1352年，山东尝试种植水稻因入不敷出而失败，当地农民不得不放弃水稻种植，以免遭受进一步损失。

不过，朝廷并没有放弃改造当地农业经济的努力。 1350年代末，朝廷向地方官员发放了10万锭钞票，组织农民和士兵下田劳动。 不久，朝廷接到山东西南地区的报告，称他们有丰收。 大约在同一时期，大都以南的雄州、巴州等县的官员也组织耕种，以保证大都的粮食供应。 这些行动是对张士诚（1321-1367）势力范围扩大造成南方粮食供应中断的直接反应。 当时有人认为，这些县关乎大部分城市的生死存亡。 某作​​家在讨论1350年代中期的军事形势时，将驻扎在巴州等地的驻军形容为“皇军的右臂”，即不能随意调动。 由于朝廷失去了对江南等富裕重要经济区和清远等国际贸易港口的控制，因此不得不全力以赴巩固其在京师地区的统治基础。

中原北部

蒙古改变了认识中原的维度和视角，其认识方式延续至今。 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一个首都大都或“汗八里”（突厥语，意为“可汗之城”）的建设，俗称北京。 如今，北京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帝都中心。 在此之前，中原最重要的王朝的都城都位于中原的西北地区，或者说中原的黄河平原。 10世纪初，北京实际上处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外，但即便如此，它也已经是当时最动荡的北方边疆之一。

元代大都复原图

有学者认为，蒙古创建中原风格的都城是对其中原臣民的妥协，也是蒙古日益接受“中原风格”的标志。 今天的北京属于中原地区，但在13世纪时，大都（北京）属于边疆地区。 在建设大都市的过程中，蒙古更多地遵循女真传统，而不是中原汉族传统。 女真（金朝）在这一地区建立五都之一的原因与蒙古一样，因为这里是重要的战略地区，是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桥梁。

到了14世纪初，大都与世外桃源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显得相形见绌，尚未成为大元王朝乌鲁斯的重要政治中心。 13世纪末14世纪初，大都人口构成日趋多元化，人口迅速膨胀，达到数百万。 朝廷将汉人、朝鲜人、波斯人，甚至俄罗斯人迁移到大都及周边地区，从事贸易、艺术、烹饪、占星、编织、制作银器等活动。 魏梦霞指出，中原艺术传统与非中原风格在蒙古宫廷交汇，形成创新互动的环境。 正是这些大都市的新居民为蒙古赋予了色彩缤纷的服装，甚至让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羡慕不已。 《马可·波罗游记》等文字的广泛传播，让有关大都市富饶与财富的传说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西欧人的想象力。 15世纪末哥伦布启航前往美洲时，随身携带了一本因反复阅读而严重损坏的《马可·波罗游记》。

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大蒙古乌鲁斯的转变也是帝国各项事业发展的结果。 蒙古首都（塔都）的外观和品味深受被征服人民及其文化习俗的影响。 比如藏传佛教对元朝产生了惊人的影响，甚至引起了欧洲的关注。 《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提到了僧侣们的魔术表演，例如召唤风雨和悬浮物体。 事实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和喇嘛是元代大都宫廷生活和乌鲁孜政体的关键要素。 近日，有学者指出，“藏传佛教艺术是元代官方艺术和公共艺术最重要的形式，它不仅在西藏繁荣，而且在中原和蒙古高原也蓬勃发展”。 西藏的传统甚至改变了蒙古皇帝和官员崇拜和纪念祖先的方式。

蒙古皇帝下令将自己的肖像织成挂毯，肖像的载体和风格起源于西藏。 由于帝国大力弘扬藏传佛教，西藏和大都之间的喇嘛往来不断。 1306年，经过六个月的旅程，850多名喇嘛携带八思巴文书往返于帝国邮局，向藏传佛教寺院运送了数千磅的皇家礼物。 托焕帖木儿不仅继承了忽必烈汗的王位，而且继承了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与蒙古帝国互动中形成的观念、形象、结构和仪式。 事实上，忽必烈在13世纪下半叶推行的藏传佛教模式对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36-1911年）的宫廷习俗产生了影响。

14世纪的大都市和首都地区

与中国其他晚期皇权相比，蒙古帝国对中原地区基本上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行政统治也效率低下。 相对而言，元朝中央政府对都市区和都城地区的监督和控制更为严格。 在都市区和都城地区，居住着蒙古、钦察、回鹘、女真、波斯、中原、高丽的帝国精英。 都市区和都城地区有禁军驻守，是帝国重要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

然而，在1340年代之前，帝国的统治即使在大都市和都城地区也不断遭遇挑战。 在1340年代和1450年代初期，盗匪（通常是游荡骑士）的势力达到了如此规模，以至于他们被写入正史——《元史》。 1346年春，数十名骑兵抢劫了往来大运河的300艘商船，但没有受到惩罚或袭击。 大运河是连接大都与东南沿海产粮、纳税省份的生命线。 即使是在大都这个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土匪也可以出入自如，随意袭击。 同月，同一伙抢劫大运河税收的盗贼，竟然从大都太庙偷走了数量不详的先帝牌位。 自1450年代中期以来，《元史》中关于京师地区盗贼的记录非常少，这表明帝国其他地区可能发生了更多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以至于大多数日益猖獗的盗匪活动可以忽略，甚至暂时把大都周边的安全问题放在一边。

此外，法院还面临着确保大多数居民充足食物供应的挑战。 在大都，朝廷维持着20至25个官方粮库，其中一些用于赈灾。 一旦发生蝗虫、干旱、瘟疫等造成粮食短缺的情况，这些粮库就会低价出售粮食。 1338年冬，20余家粮店接到圣旨，要求每天出售“赈济”粮食约50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秋收时。 1345年春，难民涌入大都。 朝廷向难民分发“救济粮”，并命令他们返回原籍。 当时一位高丽观察家表示，虽然朝廷致力于救灾，但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亡。 他还指出，大多数人已是穷途末路，甚至还有奴隶交易市场，但政府却袖手旁观。

元代水海交通示意图

14世纪中叶，朝廷担心大多数人无法保障粮食供应，于是开始寻找新的粮食供应渠道。 如前所述，朝廷计划在京城地区推广水稻种植。 1354年，稻米引进计划的蒙古领导人被赶下台，但这一雄心勃勃但耗资巨大的举措仍在继续。

结果，所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努力都化为泡影。 1348年，“京师民饥”。 1354年，“京城大饥荒”。 为此，朝廷鼓励产粮地区（如江油，今江西）的地方官员尝试将收购的粮食运往大都。 公元1354年，有官员为大都筹粮百万担，受到皇帝嘉奖。 20年前，通过海运将300万吨以上的粮食运往大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到了1360年，朝廷对地方官员区区区区100万担的粮食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粮食与安全的关系也引起了当时官员的关注。 数百年来，粮食与安全的关系一直是汉族治国理念的核心。 朝廷颁布法令，免除受战争和灾害影响的农民的赋税，同时要求朝廷官兵保证自给自足。 这种做法可谓一石二鸟。 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士兵有充足的粮食。 如果一切顺利，农民和士兵这两个重要群体将不会反抗政府。 1355年底，朝廷在京师辖区四县设立军农司。 驻扎在新​​引进水稻种植地区的士兵就附在这些树枝上，战时出征，闲暇耕种。 1357年春，鲁南红​​巾军继续威胁大都。 当地官员一方面敦促朝廷加强大都的防线，另一方面允许士兵在收复的地区耕种。 对于岌岌可危的元朝来说，这一战略举措是否有效，我们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 然而，在某些时候，这种策略适得其反。 1359年春，大都军农监非法侵占土地，引起当地不满。

由于粮食筹集困难，元朝不得不向方国桢（1319-1374）、张士诚等海上商人或军阀妥协。 朝廷不仅赦免了这些海盗商人，还允许他们在帝国官僚机构中担任官员，条件是他们从中原南部地区筹集粮食运往京城。 一些官员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麦里古斯（西夏出身的官员）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 他说道：“一个国宝级的海盗被贬为大官，然后回来祸害我们的人民，可以吗？！” 麦里古斯置朝廷不顾命令，率军攻打方国贞。 与方国桢交往密切的官员白竹哥，以请教为名，将麦里古斯骗入将军府。 梅利库斯一出现，就被人用锤子打死，头被砍下来扔进厕所。 麦里古斯的支持者闻讯勃然大怒，杀掉了白竹阁的大部分户人家。 三天后，他们找到了梅利戈斯的头颅并将其复位。 沿海海盗军阀虽然没有兑现筹集粮食的承诺，但朝廷却拿他们没有办法。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此外，朝廷还实行卖官政策，对捐粮者授予官职。 这一政策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到了1350年代末，中原北部和大都的局势极为严峻。 瘟疫和饥荒如此猖獗，以至于一些人不得不冒着最高禁忌的风险——父子之间的同类相食。 1358年初，人们为躲避中原东北战乱逃往大都。 严重的饥荒和不明原因的瘟疫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 尽管朝廷极力解决这个问题，但1361年“京城饥荒”现象依然发生。在大都，不少百姓相信假道士的民间偏方，被饿死。 这样悲剧的发生并不难预料。 通常，救灾工作是由私人组织和资助的。 在大都以南约五十里的雄州，有一位义士挺身而出，埋葬了许多饥饿的百姓。 他还向饥饿的人们分发肉。 他的善行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在中原很多地区，这种悲惨的情况时常发生。 文人墨客见此无不感动，纷纷将这种苦难写成文字。 1355年，乃贤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骑马旅行。 他从家乡清远（今中国东南沿海的宁波）出发，北上，欲到大都求名。 在帝国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渴望进入仕途的年轻人来说，拥有强大的赞助人至关重要。 由于蒙古很少通过科举选拔官员，因此对于有才华的文人来说，找到靠山或有影响力的名人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或介绍非常重要。 许多雄心勃勃的江南士人前往大都，希望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 在大多数城市，他们不择手段地讨好文化名人和政治领袖。 在这个过程中，时间、金钱和决心缺一不可。 到大都、金陵（南京）旅游时，不少年轻人想方设法收集文人政治领袖的推荐信。 运气好的话，这些“认可”可能会给未来的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人成功了，但更多的人，如乃贤，失意而回国。

元朝末年，饥荒、瘟疫、死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都城的繁荣并没有完全消失。 1368年秋，当新建立的明朝官员入侵大都时，他们被大都的奢华景象震惊了。 他们认为财富造成了社会和道德问题（尽管这毕竟是事实），并将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蒙古的统治。 然而，大多数精英阶层的奢华生活方式并没有减轻红巾军持续威胁带来的担忧。

元朝军事

13世纪的蒙古军队以其军纪严明、行动敏捷、武术精湛、手段凶猛，威震天下，令敌人闻风丧胆。 蒙古征服敌人后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统治分散的被征服领土。 元代，蒙古设立大都、上都肃卫和行省卫戍制度。 脱欢帖木儿希望利用这些军事资源来恢复元乌鲁斯帝国的统治秩序。

元代苏卫军适合草原社会传统和中原模式政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元朝士兵

一是胆怯。 强制制度直接源于游牧社会的习惯，即在一个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领导下聚集大量的追随者和同伴扈怎么读，这些追随者和同伴忠于部落首领而不是氏族或部落。 追随者和随从不仅是部落首领的贴身护卫和随从，也是部落的官员和政府的幕僚。 成吉思汗在统治初期，依靠他的随从和随从，取得了许多胜利。 1206年，成吉思汗将他的随从和随从人数扩大到1万人。 忽必烈时期，随着中原制度越来越多地传入蒙古宫廷，其学的权利和义务也相应减弱，但其学在大元王朝的乌鲁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琴瑟作为蒙古帝国王室权力的象征，促进了帝国王室与草原世家的关系，在维护蒙古族身份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齐学制度通过整合被征服的政权和精英，培育了被征服地区和帝国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 七雪的成员主要来自欧亚大陆的精英阶层。

薛模型

作为军事机构，钦舍代表可汗的私人武装力量。 七学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兵部负责，其成员大多来自帝国的权贵家族。 一级青血由蒙古人和中亚人组成，二级青血由女真人、高丽人、汉人组成。 在大元乌鲁斯，切雪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 大多数学者认为，早在13世纪，在帝国衰落的几十年里，强烈的优越感和特权感削弱了且雪的高尚武功和自律。 事实上，七雪在元末镇压红巾军等汉族叛乱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是卫兵。 设立禁卫军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特别是皇帝的权力。 卫队成员普遍来自帝国的特权阶级。 早在1360年代初，忽必烈就建立了第一支禁军，其成员来自中原精锐部队。 后来侍卫数量不断增加，到元末已达34人，其中中亚士兵12人，蒙古士兵5人，其余由汉人士兵组成。 禁卫军的主要职责是看守两都和中原北部部分地区，以及保护王室、负责农耕，并在必要时进行重大建设和修缮工程。 与下面讨论的行省驻军一样，卫兵要负责自己的武器、马匹和食物，这在护送大汗往返上都时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14世纪，王朝的命运越来越掌握在近卫军手中。 这些特种部队掌握在野心勃勃的近卫指挥官手中，成为挟持皇帝的重要工具。 托欢铁木尔统治初期，权臣伯颜担任七卫总帅。 14世纪中叶，权臣脱脱同时监管四名侍卫。 这样，禁卫军就成了权臣扩大权力的基础。 1350年代上半叶，侍卫在保卫朝廷、打击汉族叛军、镇压刘福同、张士诚的红巾军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如下所述，在14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与元朝皇帝没有特殊关系的地区开始自发组建地方武装力量，以取代卫所和省戍部队。

元徽宗拓焕铁木儿

这个帝国在地理条件、经济意义、政治意义、距离首都的远近、民族构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这些都对蒙古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考虑到蒙古和中亚军队数量相对有限，元朝建立了灵活、优先的省戍制度。 蒙古人和中亚人的军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最可靠的，主要驻扎在两国首都及周边地区、蒙古草原、满洲和中原北部地区。 这些地区对帝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军事资源也相应分配。 另外，地理条件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因为这些地区的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相对更适合来自草原的战士和战术。

在淮河以南地区，蒙古军队并不多见。 通常，省戍部队由中原北部的汉族士兵和南宋的汉族后裔组成。 江南主要城市和长江流域的交通枢纽都有蒙古军队重兵驻守，而战略地位相对不重要的边远地区则不需要专门加固防御。 此外，元朝还认为，温暖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湖、崎岖的地形比蒙古和中亚军队更适合汉军驻军。

蒙古军与汉军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也存在差异。 蒙古驻军，特别是驻扎在中原北部、蒙古草原、东北地区的驻军，直属兵部； 淮河以南地区的汉军驻军则对所在省份负责。 元朝希望这种分散的指挥结构能够维持对南方军队的控制，并有效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个指挥官手中，从而导致危险的后果。 通常，提高军事控制可靠性的方法之一是任命蒙古人或中亚人为最高刺史，由兵部直接任命。

到了14世纪初，元朝的卫戍制度越来越受制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和政治形势。 虽然月薪微薄（米盐）的士兵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几亩免税土地，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而且不用承担劳动负担，但他们却要背负自己的武器，马匹和装备，此外还必须部署到遥远的驻军地点。 开小差在军队中很常见。 旨在取代军队的卫戍制度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并于1345年被废除。在大都和上都，围绕可汗王位的政治阴谋一直是朝廷关注的焦点。 就这样，驻军体系日益萎缩。 工资微薄、兵力不足、士气低落的省级驻军如何能够遏制从1330年代开始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日益暴力的叛乱和起义浪潮？

书名：《帝国的黄昏：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东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