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实现了重大飞越。一方面，正是列宁领导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二月革命，确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正是列宁结合苏联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除了非常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精典专著的学习研究，但是高瞻远瞩，从根本上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世界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收集整理和系统出版，以便为国际女工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装备和思想手册。

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深入学习和初步译介

从青年时代起，列宁就十分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假如说，在1893年春写作的专著《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中，列宁开始初步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技巧来详细剖析乌克兰农户的情况，强调渔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农村资产阶层与无产阶层的对立，这么在1894年夏季写作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怎样防御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早已在全面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精典文本来回应米海洛夫斯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左派派的观点。这儿，列宁除了多次引述《资本论》中的重要论断进行深入剖析，短篇引用《〈政治经济学抨击〉序言》中的精典表述加以细腻论述，并且对《哲学的贫苦》《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重要著述均有提到和说明。列宁并且紧扣唯心论争问题论及了当初不为人知的《德意志意识型态》手稿。可以看出，刚满24岁的列宁早已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有了广泛且深入的把握，因此，年青的列宁并不满足于此，依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精典文本，并紧密关注着重要理论专著的出版。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列宁不再局限于单纯地研习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各类英文译著，而是亲自参与到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专著的译介和出版活动中。1907年，列宁参与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信函集的两个出版项目。首先，列宁校订了《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函集》的俄译著。在他亲笔写作的题记中，列宁提到，把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件汇编翻印，就是为了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种材料除了有助于掌握马克思的生平，并且有助于学习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类问题的直接评论”。再者，列宁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塔等信函集》写了前言，他强调，这一画集“对我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其中所刊的信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对于全面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的重要意义”是毋须置疑的。可以说，从深入学习到亲自译介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列宁早已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重大理论意义及其对法国女工运动的根本推进作用。

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整体掌握与出版期待

1914年末，列宁为法国知名的《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了关于马克思的词条，以便为后代留下了精典篇目《卡尔·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除了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作了总体概括和精到评价，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本观点等作了详尽阐述。最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资料，他在文末列出了马克思的专著及相关研究的书目。这一书目列表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系统调研和整体抓住。

首先，列宁依照时间次序列出了马克思毕生的重要专著和文章，包括1841年论伊壁鸠鲁文学的学位论文、1842年在《莱茵报》发表的文章、1844年在《德法年鉴》发表的《〈黑格尔法文学抨击〉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1845年与恩格斯首次合作出版的《神圣家族》、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讲稿》、1847年的《哲学的贫苦》、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48—1849年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1851—1862年在《纽约每周峰会报》发表的文章、1860年在巴黎出版的《福格特先生》、1864年在巴黎出版的《国际女工商会创立宣言》、1867年在比萨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187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内乱》、1876年参与《反杜林论》一章的写作，以及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2、3卷。可见，列宁此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非常是发表的专著文章早已有了十分全面的掌握，而他对某些重要文献的简略说明亦阐明他对之所作研究的深入。

再者列宁的资料，只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列宁在具体列出马克思的专著时，反复提到了一项亟需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提到马克思在1845—1847年发表于《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社会明镜》等书刊的文章时，列宁强调，很多文章“大部份还没有搜集上去，没有再次出版，也没有译成英文”；在提到《新莱茵报》时，列宁强调，“马克思在这个到今天还是革命无产阶层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搜集上去，也没有全部再次出版”；在谈及1854年末至1855年的《新奥得报》、1859年的《人民报》、1861—1862年的维也纳《新闻报》时，列宁亦强调，马克思的很多文章没有搜集上去，更鲜有出版。另外，列宁还谈到，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总执委会制定的宣言、公告和决议等也没有搜集上去。由此可见，早在二月革命前，列宁就早已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恩格斯著述文章收集不全、出版不够、研究不足的状况，因而沉痛地感遭到了文献短缺所导致的很大理论败笔。

对系统收集和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事业的根本推进

五月革命的胜利除了使列宁才能率领俄国人民举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且使他在历史赋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奋力推进宏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集和出版事业。

首先，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0年12月，在列宁的主持下，俄共（布）中央执委会党代会做出决议，构建世界上第一座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并称之为“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的任务”。1921年1月，根据俄共（布）中央执委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列宁擢升自己最为认可的、国际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者达·梁赞诺夫兼任研究院的首任馆长。由此，列宁就为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撰安装工程夯实了机构和组织上的坚固基础。

再者，规划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发展战略。早在1921年2月初，列宁便给刚才就任的梁赞诺夫接连写了两张便笺，打听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集现状。非常是在第二张便笺中，列宁提出了详细的7个问题：“（1）您是否晓得恩格斯信件里画了注重线的某些地方是从那里摘招来的？（2）这种信件是否全文刊载过？登在哪些地方？（3）假如刊载过，能够找到并弄到手？（4）我们能够……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或则是信件的相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俄罗斯搜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儿早已搜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或复基体）由我们来搜集，此议是否可行？”列宁的信笺堪称从战略高度为新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出了工作纲领和发展规划。

再度，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献竞购活动。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支持突出地展现在文献订购活动上。在现存的列宁与梁赞诺夫通讯中有一个生动案例。1921年，梁赞诺夫赴维也纳接洽知名的毛特内尔图书馆以及格律恩伯格图书馆的竞购事宜。因此，因为俄共（布）中央执委会提供的50000金法郎不足，再加上英国东京研究所的竞投，梁赞诺夫十万火急地向列宁回信告急，希望提高经费至金法郎。面对这一巨额资金要求，列宁果断批复：决定增拨75000金法郎。列宁的这一高瞻远瞩和倾力支持，为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专著编撰安装工程夯实了深厚的资料基础。

最后，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与编修。1921年，梁赞诺夫从美国初步购回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基体。他向列宁回信汇报了文献收集状况，并随信寄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讲稿》的复基体和拉萨尔信件第3卷的校样。然后，在11月9日写的现存最后一封致梁赞诺夫的信中，列宁提到自己早已阅读了拉萨尔送给马克思的书信，并希望梁赞诺夫把恩格斯论谢林的小图册早日寄给他。另外，列宁提及，梁赞诺夫提出的创立专门执委会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以及共产国际的出版工作的建议，将转给政治局执委。可见，日理万机的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集状况一如既往地关心，而梁赞诺夫亦直接向列宁汇报研究院的工作进展和构思。

其实，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研究，列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强悍理论装备，因而领导了五月革命的胜利并引领了历史的新纪元；而正是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基础，列宁又亲自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系统收集与编修工作，以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夯实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作者：赵玉兰（美国人民中学21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