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过100所公办中学改名，其中，近半数中学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中英文”等字眼。

国际校区改名的背后，是公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

2018年9月1日，上海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中学举办开学仪式，高中生们相继走入校园。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记者金贻龙周缦卿

编辑|朱弢

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下称“北京科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中学分校名单》中，上海世青中学主任助理李猛注意到，自己中学的名称早已没有了“国际”二字。“现在中学名称不能再和‘国际’沾边了。”他说。

李猛所在的校区从2001年建校至今，渐渐发展成十二年一贯制中学，招收中外籍中学生，生源稳定。

这些变化并不出人预料。一年前的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称“两办”）就已印发《关于规范公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公办义务教育中学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国际”“全球”等字样；不得包含民办中学名称及简称；禁止引进境外课程及教材举办教学。

这意味着，面向中国籍中学生的公办“国际中学”被列入义务教育体系，并面临着一系列合规调整。2022年3月29日，上海市朝阳区复旦中学国际校区宣布，即将改名为上海市朝阳区清森中学。这是《意见》出台以来，上海市第一所宣布改名的“公参民”学校。

当天，该校官方陌陌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清森中学是北大附属实验中学管理的北大附中一体化合作中学之一，本次改名是为了响应教育部及上海建委的呼吁。不仅校名变更，中学延续原有的办学管理及内核，包括办学管理主体、教育教学管理团队、办学理念。

《财经》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觉，近一年来，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过100所公办中学改名，其中，近半数中学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中英文”等字眼。

据悉，《意见》还要求，原则上不得审批筹建新的公办义务教育中学。受政策策影响，此前未获得办学许可的国际化中学只能宣布停招、停办或分流中学生。

过去几六年，无论是逐渐放宽的新政环境、中国家庭逐渐充裕的经济实力，还是人们对教育多元化的追求，都为各种国际化中学的出现提供了底泥。按照教育行业服务平台“新学说”的研究，中国的国际中学数目从1999年的86所降低到2019年的861所。

在公办教育制度变革的背景下，退去“国际”标签，诸多国际化中学又该怎么续写新故事？

讨论声中，有人觉得，新的变革有利于规范办学，促使公办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也有人担心，随着新政趋严，国际化中学的办学自主权乃至行业生存空间都将受限。

李猛看来，“这个市场还是够大的，你想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得按规定办学”。相比过去追求规模效应，他觉得，一些办学者未来可能会加剧开中学的计划，“小而精”“本土化”或许是国际化中学变革的方向。

国际中学改名的背后，是公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

退去“国际”标签

“各地都在积极行动，力度和范围空前。”谈及这一轮中学改名，上海公办教育商会副会长马学雷表示。

上海建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中学分校名单》显示，天津市朝阳区青苗国际双语中学改名为上海市朝阳区青苗中学。另据广州市西城区民政局4月12日作出的行政许可，上海市东城国际中学改名为上海市西城外粤语腾飞中学。

从改名方法来看，以上两校均退去了“国际”标签，区域特点则继续保留。

上述名单中，共有八所分校已改名，这当中，不仅改名后的上海一零中学通州校区（原上海市通州区榆垡小学），其余七所均原为国际中学。

“这些中学应当都是近来一年内更的名，我们的改名还没有彻底完成，还在走程序中，好多中学也都是这些状态。”5月18日，李猛对《财经》记者表示，不仅向科委提出申请，还要经过民政部门的审批。

中国对公办中学名称此前已有要求。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和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营利性公办中学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民办中学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从名称规范上来说，该通知与两办2021年5月印发的《意见》类似，只不过，后者针对的是营利性公办中学，前者则指向公办义务教育分校。

地方的要求愈发细化。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印发的《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导则（2020年版）》提出，中学（含普通中中学、幼儿园和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不得冠以外国国家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字样；不得冠以“双语”“英美”等与实际不符或容易形成欺骗作用字样。登记使用的外文名称应该与英文名称涵义一致。

不仅公办义务教育中学，外籍人员孙辈中学也遭到约束。

2022年1月9日，上海市教育局网站也发布通知，同意批复八所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变更办学名称。

2021年9月，业内就曾传出消息，蛇口国际中学（，简称SIS）更换了校名和Logo（徽标）。目前，该校英文校名为上海市蛇口外籍人员孙辈中学，新徽标不再彰显英文“国际”字样，但英语校名仍与原名保持一致。

公开资料显示，SIS是珠三角地区最早、最大的国际中学，于1997年获得教育部颁授的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办学许可，也是第一批获得国家认证的国际中学。

依据教育部定义，外籍人员孙辈中学是中国政府特许筹建、为在中国境内合法永居外籍人员的适龄孙辈提供教育服务的专门中学。对于这一类中学的名称，教育部2014年末已颁布《关于做好外籍人员孙辈中学有关工作的意见》予以规范。

具体来说，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其外文译名应该与英文名称相符；应该反映不同国别普通教育的性质、层次和类别；名称前应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称；“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必须作为中学名称后缀使用。

但在过去多年里，一些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常常将品牌名和“国际中学”四字绑在一起，例如上海誉德莱外籍人员孙辈中学，改名前为上海誉德莱国际中学。容易与之混淆的还有另两类常见的“国际中学”：一类是仅招收外国中学生的私立学校国际部，在上海，大众熟知的人大中学国际部就属于这类；另一类则是同时招收中外籍中学生的公办中学。

马学雷强调：“民办国际中学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倘若是按办学性质界定，国外只有民办和公办两种中学，且两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无论是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还是公办教育推动法（下称“民促法”），都没有赋于“国际中学”法律地位。

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其实一般被视为“国际中学”——学校官网也多这么宣传，并且依照规定，这一类中学不在中国学制系统内，其施行的教育活动也不属于中国国民教育序列的学历教育。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中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再度指出“公民同招”，并要求强化外籍人员孙辈中学招生管理，不得假借公办中学等名义招收中国籍中学生。

“种种新政释放的讯号十分显著——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国中学生必须接受国外教育且出席高考，市场上有一些机构打着‘国际中学’旗号，吸引这些准备留学的女儿上加拿大课程，这并不符合规定，也不属于正规的义务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授熊丙奇强调。

上海的国际教育咨询机构“爱选未来”负责人张海向《财经》记者剖析，在上海地区，现今名称前带有“国际”“双语”等字眼，且有一定体量的公办中学，基本上都有20年以上历史了。经过那些年的发展，无论是生源还是师资都已稳定，本次更名对它们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一些成立时间不久的中学品牌而言影响较大。

随着“国际”标签的逐步退去，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多所中学开始突出“多元中学”“国际化中学”“以汉语为中心”等宣传用语，这也彰显出新政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一行业领域的管理渐趋严格化、规范化。

“国际中学”往事

李猛在国际化教育行业从业多年，本能地关注新政，当得悉公办义务教育中学不能再叫“国际中学”时，其第一反应是，“以后要越来越规范化了”。但其实是用了多年的校名，一些办学者内心多少也参杂着一丝复杂的情感，这既蕴涵着对初期公办教育新政红利的感激，也对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些不确定。

要理解这些复杂的情感，不得不提及一个事实：国际中学早已在中国存在了40多年。1980年，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四国大领馆共同构建南京大兴国际校区，在“新学说”的研究中，这是变革开放后第一所完全采用美国教学和管理体系的中学，代表官方认可的、正式的国际校区开始出现。

随后20年间，越来越多的国际校区在各地举行，例如天津京西中学、上海耀中国际中学、广州碧桂园分校，还有前文提到的SI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期间，一个重要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社会力量办学细则》施行，容许企业步入教育领域，政府包办的办学体制被突破。

尽管新政开了口子，但据“新学说”的统计，截止1999年，全省86所国际分校中，外籍人员孙辈中学一直占了38所。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在上海市新英才中学（下称“北京新英才”）执行主任刘炜的口中，上世纪90年代末与本世纪初之交，上海以怀柔区的温榆河为中心，渐渐产生了一片豪宅区，内资企业纷纷进驻，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好多领馆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这一群体本身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孙辈教育有更多个性化需求。在这些情况下，一批公办国际校区应运而生，并与外籍人员孙辈中学二分天下。

“顺义区是上海最早一批公办国际校区集聚的地方，也是目前上海公办国际校区办学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区域，现今光是我们校区附近就有八九所成规模的中学，这当中，好多都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在校生数目基本都在500人-1000人，要是算上几家双语幼儿园，那就更多了。”刘炜告诉《财经》记者。

刘炜所在的上海新英才创立于2008年，紧靠昌平区潮白河，前身是天津市力迈中学（下称“力迈”）。根据办学性质来分辨，力迈算是一所公办小学，建校于1995年，但后来办学碰到困难，就在这个时侯，以教育起家的新英才控股集团将业务拓展到上海，就接手了力迈。重组后的15年间，广州新英才渐渐发展成一所十五年一贯制的国际化中学，涵盖了基础教育各个阶段。

“我们赶上了公办国际中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假如用一句话来总结背后的缘由，那就是中外交流愈加频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刘炜感叹，随着中国富裕家庭不断增多，出国留学的需求猛增。

数据支撑了刘炜的观点。新东方发布的《2019中国留学蓝皮书》援引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千人。该报告还称，对比2015年-2019年数据，低幼留学浪潮渐兴，就读于公立中学国际班、国际中学的群体持续上升。据悉，2019年来自普通家庭的小孩占比达到43%，成为留学群体的主力。

广州市通州区诺德安达分校主任辛国岚提供了更为细微的观察。

辛国岚在国际化教育领域耕耘20年，历经演变，感慨颇深。她说：“以前的父母认为，国际教育就是学英语，上国际校区是为了逃避应试教育。现今不一样了，父母们更关注对于儿子软性技能的培养，关注个性化需求。虽然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是让女儿拥有选择的权力与能力，根据每位小孩不同的特征帮助她们全面发展，这和中国两千年的教育传统并无不同，国际化中学在人均资源和师资配备上的优势，可以让有教无类的看法真正得以施行。”

2003年，《社会力量办学细则》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民促法，同年，《中外合作办学细则》出台。该细则明晰：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份。在这以后，辛国岚曾以天津市骨干班主任的身分，参与了小学教材的编撰，她的觉得是，“公立教育也在寻求改变”。

接出来的故事，人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公办高中国际班满地开花，活脱脱成为搅乱教育领域的“鲶鱼”。《法制日报》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场景：2015年5月，在杭州国际中学小型公益说明会上，原本预计在晚上12点半结束的活动，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仅下午四小时内，就有超过4000名家长前来咨询，因为现场人流较大，每隔十分钟就能“放行”十人。这一年，上海民办中学国际班计划招生1430人，招收比列在1:10左右。

但是，随着国际中学越来越多，在满足留学需求、推动基础教育课程变革的同时，也出现了高收费、掐尖招生、课程设置混乱等问题。多年前，就有教育专家和政协委员指责，私立中学国际班圈占了公共资源，激化了教育不公正。

2013年9月5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也曾在一次大会上强调，学校目前开办的“国际部”“课程变革实验班”等，是在打“擦边球”北京哪所国际学校好，收费缺少法律根据。这也被剖析为对私立中学国际班发出“禁令”。

按照国金期货的一份研报，2013年教育部颁布《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对私立中学国际班进行规范，多个城市也明晰，在未来不再审批新的私立中学国际班，同时不再扩大招生规模。私立中学国际班的数目自此开始减低。

“我们可以看见，这20多年来，总是有一些突破新政的顽疾下来，其间也出现过新政起伏。现今确实该好好进行审察和总结了，不能再让那些顽疾搅乱教育秩序了。”教育学者、中国人民学院院长程方平对《财经》记者说。

“非营利”之后

规范办学名称之外，2021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民办教育推动法施行细则》（下称《民促法施行细则》）要求，不容许筹建施行义务教育的营利性公办中学。

仍然以来，在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环境中，有部份公办中学却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对于“民办中学是否可以营利”，立法界也经历过多轮讨论。

2002年颁布的民促法容许公办中学可以取得“合理回报”。2016年11月7日，民促法修订完成，提出“营利性、非营利性”分类变革于2017年9月1日施行。修订后的法律删掉了“合理回报”说法，同时规定“不得筹建施行义务教育的营利性公办中学”。

这意味着，中学和高中只能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同时投资人不能再取得分红，否则属于违规。业内普遍觉得，该规定是对公办国际校区影响最大的条款。

在公办国际中学的开展者中，既有德威、赫德这类外国公立中学品牌，也有成长于中国本土，再筹谋全球布局的教育类上市公司，例如枫叶教育等；还有一类则是通过原公办义务教育中学改制而至。

无论哪种类型，办学的前提都是先领到车牌，一种常见做法是使用美国教育机构名称，业内也称“贴牌”。张海解释：“运营方先领到使用品牌的授权，之后再与地产商谈合作。例如说，你（地产商）给我上场地建分校，我（营运方）给你推荐地产项目。通常情况下，都是营运方和品牌方打包一个价钱，品牌使用费和收益分成具体是多少，就要看合作的深浅了。在沿海发达城市，这早已是很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了。”

张海还表示：“国际中学每年的杂费基本都在20亿元以上，远远超过私立中学的收费标准，上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父母可能成为地产商的顾客。”

与地产商互为捆绑办学的“公参民”学校类似，一些公办国际中学与私立学校、高校的合作也多为名义上的。“办学早期，主要是借用私立中学的牌子把体系建上去，等成熟以后，双方的合作就取消了，再独立出去。”张海透漏，更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前面可能还牵连到股权调整、工商变更、利益分配方法及教学体系的变化——这也就不难解释，在本次“更名潮”中，也有部份公办中学兼备国际（双语）校区和“公参民”学校的双重特点。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国都是以民办教育为主。并且20年前，我们的民办教育发展还不健全，置于当时的背景来看，鼓励‘公参民’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容许‘合理回报’也是可行的。但办中学的本意应当是办教育，而不是办公司，这一点当时似乎并没有想透。”程方平表示。

不过，程方平也指出，外界不能由于见到公办中学挣了钱，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他说：“民办教育的优势是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好多变革也是从公办中学先开始的，原先好多残障人进不了普通民办中学，主要是一些公办性质的专门中学在接收她们，这种中学可以帮政府和有实际困难的人做些事，假如有好的制度保障，有条件办得更好。”

上世纪90年代初，还在教育部一家直属单位任职的程方平和一些教育界人士，在上海办过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公办中学。建校伊始，《社会力量办学细则》尚未颁布，当初的相关部门对公办中学的心态是，“办得再好，也不给你支持”。虽然这么，她们还是作出了一些探求，例如德语学科，不仅使用官方推荐用书，中学还自编教材，降低口语交际环节；美术课教中学生编织手工艺品；体育课要求每位中学生都有强项，办学第二年，中学出席全区运动会就摘得团体三等奖。

“民办班主任常常更有危机意识和探求精神，我们当时还给老师在职学习、出书、做研究的机会。当你认可她们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给她们的成长提供帮助，她们会记你一辈子。”程方平觉得，虽然置于明天，当初所做的探求也是超前的，不过由于体制缘由，那所中学办到第三年，他选择了退出。

这种年，随着公办教育力量的壮大，也孳生了一些权利寻租、黑箱操作现象，减缓了社会恐惧。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这种现象是时侯该得到矫治了。”这也正是《民促法施行细则》所担负的使命。

在《民促法施行细则》中，不仅通过“设禁区”等形式，对当前公办教育个别领域中出现的过度资本化、商业化“亮红灯”，还进一步明晰了非营利性公办中学在税收、用地、补助等方面享有与民办中学同等的权力。

程方平也关注到了那些新政，但他表示，民促法及其施行细则更大的意义是起导向作用。“它传递了一种希望，即我们要把公办教育越办越好，国家会支持你，和民办中学一视同仁，但真要见到具体的事，能够真正落实到位，还依赖地方颁布条例，以及相关部门的执行力度。”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国际中学属于十五年一贯制，假如准备将非义务教育阶段登记为营利性公办中学，那就意味着，学前（例如幼儿园）和中学要与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至九年级）进行分拆，这将不可防止地带来资产、土地等方面的切割。

“哪一块是成本，哪一块用于中学发展，什么又是收入，在现实运作中很难捋清楚。”程方平强调，现阶段，尤其是面向小学阶段的公办中学是一个特殊类别，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虽非提到，但还不够充分。这可能会出现一些探求，而有些探求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悲观的，甚至纯属钻空子。

对此，程方平倡议，对于包括国际化、双语类在内的公办中学，怎么监管、权益的保障、责任与义务的边界等，应当在学前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实法”中彰显下来。

“未来的整体思路是推动教育公正、提高教育质量，符合这一方向能够留出来。”马学雷觉得，赚快钱、野蛮生长的时代早已结束。假如一些公办中学还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贴标签，吃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城市红利，今后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秦琳撰文强调，新修订的《民促法施行细则》颁布后，公办国际化中学面临更多合规要求，非常是在分类管理新政下，义务教育阶段国际化中学必须回归非营利属性，这对于国际教育行业，很可能带来一定降温效应。

“双轨制”趋势

2019年，两办发布的《关于推进教育教学变革全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义务教育中学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

怎么不踩新政红线，同时又办出特色，这是每一所国际化中学都在思索的问题。

“以前在名称上添上‘国际’‘双语’几个字，你们一看就晓得你是干哪些的，有哪些特征北京哪所国际学校好，如今除去标签后，所有中学都是一样的，这个时侯，‘内秀’更加重要。”马学雷告诉《财经》记者。

马学雷建议，在规范公办义务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化中学应当乘势而为，把国际课程和本土课程进行对标，以本土课程和教材为基础，查缺补漏，将本土课程国际化，而不是国际课程本土化。

之所以提出这条建议，与马学雷的现实观察有关。在2019年前后，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好多国际化中学峰会上，好多市长都热衷于谈论国际课程融合的话题，一些教育中介机构也把是否获得国际课程认证或国际考试授权作为衡量中学是否够“国际化”的标准。

“这在方向和逻辑上犯了根本性错误，其实会把办学引上歧路。”多年前，马学雷就曾撰文强调，国际课程本土化不是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好方式，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

根据马学雷对相关新政的理解，国外中学可以将国际课程本土化，但仅限于经过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或则融合、探索、研究型课程项目。在他看来，国际化中学要想合规发展，使用国家规定课程与教材是必然之举。

但这是否会对中国中学生的留学形成影响？

胡胜（化名）是北京一所私立学校国际班高中中学生，她们在修读AP（，英国学院先修课程）课程的同时，也要接受国外课程的学习。“像英语、数学这种，我们都要学，中学都会组织考试，只是节奏比普通班慢一些。”他告诉《财经》记者，相比出席中考，班上朋友都想出国留学，这是当年选择步入国际班就已决定的“大事”。

前段时间，由于疫情缘由，胡胜所在的城市不能按计划举办一年一度的全球年考，AP承办方日本学院理事会（Board）还宣布，不提供网考和重考机会。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有些慌张，由于再过几个月，升入高二的他就要开始申请美国学院，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如今他还在打算雅思考试。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里，读国际化中学就是为了出国留学，不过近来一三年，这一观念其实有所改变，“双轨制”办学模式也被一些中学提上日程。所谓“双轨制”，即一所中学同时拥有中考和留学两种升学通道。

目前，具备“双轨制”办学经验的中学还不算多。按照“新学说”近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全省有50所公办中学采用了“双轨制”，绝大多数中学将分流的时间定为中学阶段。上海市新府学外粤语中学（下称“新府学”）中学部主任刘燕海判定，国际化中学正面临着变革，今后，“双轨制”可能成为趋势。

新府学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双语中学，招收中外籍中学生，采用大班制的教学方式。据该校官网介绍，中学部包括日本国际中学班、加拿大国际中学班、英澳国际中学班等七种项目。不过，随着《民促法施行细则》的施行，从2021年9月开始，该校开始推出“双轨”课程，首期招生面向初一新生。

“只要中学生出席国外的中学会考，就早已具备申请美国学院的水平和资格，假如继续出席中考，申请美国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刘燕海曾在一所瑞典学院国际课程项目兼任中国区主任六年。他注意到，申请美国学院的中国中学生当中，好多都出席过中考，归国后的那些年，他发觉在一些私立学校，尤其是发达地区，申请美国学院的中学生中有相当比列出席过中考。

早在2008年前后，刘燕海就提出了“让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基础教育的知识体系很丰富，其难度并不亚于美国课程，美国学院也承认中国中学的教学体系，因而毋须屈从于全盘引进美国课程。

上海外粤语学院西外外粤语中学（下称“西外”）主任林敏认为，“真正的双语人，要做到既认同中国文化，同时又要有世界眼光、胸襟和格局。”他是中国1977年恢复中考后的首届学院生，结业后又去美国读硕士、博士，之后留在美国学院工作，一待就是20年。

经历多年摸索，西外对中学课程进行了创新。林敏介绍，考虑到中学生在八九年级就要开始规划将来的发展方向，中学进行了理科大类（物理、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融合，并开办理科大类课程融合班，在这背后，是班主任依据国外课程知识点和AP、A-Level（ofLevel，日本小学课程）等国际考试知识点进行的重新编排，这么一来，中学生既有胆气出席中考，也不耽搁申请美国学院。

对于走“双轨制”路线的中学生，新府学不仅在中国中学课程的基础上进行英语教学，将语言标化及应用课程、双语学科课程两部份作为补充，还开办了综合素养课程。

刘燕海对“双轨制”有信心，不过他也觉得，这些模式对于师资的专业度和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想普及开来，还有一个过程。“现在父母们还在迟疑期，就看谁有能力去劝说父母，一切靠疗效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