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2日，昆明鹿泉一中直播课正在上课

“屏幕”背后的焦虑

本报记者/杨志杰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883期

叶枫无意间点开了朋友圈里那篇关于网课直播的文章，记忆瞬间被拉回到2013年——他也是“那块屏幕”另一边的学生。 但与报道不同的是，在高二下学期，他选择退出学校的网课，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封锁了这段记忆。

《那一屏》的故事讲述了中国贫困地区248所中学的故事。 通过直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升学率大幅提高。 其中88人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报告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但随着另一篇相同主题的报道出现，网课背后更完整的故事引发了各方讨论。

“网课”的生活经历

2013年，叶枫初中毕业，直升该校高中部。 他就读于成都当地一所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学校。 近年来，由于生源等原因，学生高考成绩一直不理想。 为了重拾昔日辉煌，学校决定从成都七中引进网课。

无论在成都还是整个四川，成都七中每年都被公认为“超级中学”，录取率极高，升学率一流。 2002年，七中与成都东方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创办高中远程教育学校，采用基于卫星网络的模式，为其他学校提供远程直播教学。

2000年发布的《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提出，未来10年投资30亿元，基本普及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 远程教育是重要手段之一。 在此背景下，成都七中与东方文道联合创办的网校在成立当年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被认定为少数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信息源。

模式上，成都七中负责教学投入和资源提供，公司负责营销、设备、技术投入和商务活动，远程学校购买直播服务并负责教学和运营。负责学校直播课的管理。 使用成都七中网络课程的学校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学和西南偏远贫困县。 山西、四川等地的一些普通高中也将借鉴超级中学模式，以提高升学率、吸引生源。 叶枫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一。

成都七中引入网络课程的班级一般称为网课或直播课。 叶枫所在年级有八个班级，其中两个是网课。 网课在大屏幕上观看了七中班级的直播。 屏幕有两个部分。 大的部分是主课的课件。 右下角的小图是七中老师教学和与同学互动的镜头。

在线课程形式对于东方闻道来说并非首创。 成都七中东方文道网校校长王洪杰曾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101网校和北京四中网校成立，此后远程教育课程不断涌现。增加。 他受到北京101网校的启发创立了这家公司。 2005年，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张晓静等人统计，远程教育已发展近10年，网上学校已超过200所。

但东方闻道却不同寻常：根据当时张小敬等人的调查，在可上网的49所中小学中，只有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能开出高分。学校文凭。 它是常规课堂教学的替代方案。 其他在线学校仅提供课外教学和辅导。 近年来，河南、安徽等地也出现了类似模式的网校。

叶枫的学校位于成都，有着良好的基础。 不过，校方认为，在线课程的推出或许能赶上七中。 当时，学校把最好的资源都分配给了两个网课。 各科的老师都是年级里最好的，还有两名老师是学校的副校长。 进入网课的学生必须经过入学时和分科时的两次选择。 每次评选只有一个评选标准：绩效排名。

叶枫还记得，老师们经常鼓励他们，说你和七中的同学用同样的课本，上同样的课，没有理由比他们差。 在老师的描述中，他们通过网课看似与七中的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事实上，中考录取分数线的差距造成了学生之间难以逾越的差距。七中和他们。

“远程”压力

与普通课堂相比，网课同时使用两套教材，一套是传统的川教版书目，一套是成都七中编写使用的配套教材。 这样，学生自然就有了两份作业。 除了参加学校的月考、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外，网课还会在其他学生放假后额外补课三天，跟随七中进行期末考试。 七中考试开始后半小时，班主任将通过传真收到试题，并尽快打印出来发送到考场。

并非所有课程都是直播。 文理分班后，七中的学生将正常学习体育、音乐、美容课程。 这时，远程老师就会关掉屏幕，抓紧时间给学生们授课。 线上课程已满。 学校午休时间是下午1点到2点，但网课前半个小时会有老师。 晚上有四节自习，前两节网课还安排了直播中没有详细讲解或者需要巩固的知识点。

七中的学生基础较好，能够很快接受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点。 对于叶枫班上的学生来说，屏幕上的讲课进度可能有点太快了。 但直播不等人，他们只能被直播带走。 听直播课程难度大且节奏快，远程学生如果不预习就无法跟上。 叶枫回家后只能准备晚上的预习。 预习科目有6门，工作量大，熬夜是常有的事。

2015年，四川省西华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杨海如对彭州一中网课进行问卷调查：彭州一中2011年、2012年网课教师中学评估了远程直播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适宜性。 ，只有14%的教师认为非常适合，68%的教师选择一般适合，18%的教师选择不适合。 不适合的原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基础差，跟不上前端老师的步伐。 杨海如分析，由于成都七中生源好，基础好，将同样的知识传授给其他学校的学生，会给这些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消化它。

透过屏幕北大远程教育网，叶锋看到七中的学生每天的作业量只有平时的70%。 然而，每次考试，成都七中学生的最高分都比自己的最高分高出了100多分。

屏幕上的七中老师讲课清晰，课堂气氛活跃，而远处的教室却一片安静。 大家都像“观众”一样，没有互动环节回答问题。 有时上课时老师会突然打断解释，叶枫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通常，老师站在后面听全班同学的讲课。 下课后，他会留在课堂上几分钟讲重点。 远程老师还负责确保学生不打瞌睡。 远在屏幕另一边的七中老师，既无法与远程学生互动，也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

参加过网课的四川省威远县景利中学的毕业生周周也遇到了共同的问题：新的教学模式没有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和反馈； 200多门网课特点各异，7名中学老师无法统一调整。 同时北大远程教育网，对于大多数偏远的学生来说，七中的老师确实教得很快，而学生却跟不上，学习得不到积极的反馈，这很令人沮丧。 因此，她觉得远程老师的心理辅导极其重要。 “成都七中网校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是一个桥梁和工具。” 她认为，重要的是远程学校和老师需要思考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杨海如在调查中观察到，一些偏远的学生在通过直播对比七中同学丰富多样的生活时，会因缺乏情感而产生心理落差。 这也降低了远程老师的权威。 她指出，情感互动在中小学课堂中非常重要。 学生一方面学习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品格、个性、价值观的发展必须通过情感教育。 有时课堂上老师积极的眼神也能传达情感。

据彭州一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透露，由于网课效果不理想，该中学在2013年引进了成都七中东方文道的另一种模式，即学校引入课件和题目，远程老师根据班级情况选课备课，然后对学生进行授课。 采用该模式的2014届学生在升学率等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好，比直播的还要好。 目前，学校不再使用原来的在线课程。

“屏幕”背后

杨海如的问卷调查也得到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结果：大多数老师和学生认为中文和英语最适合现场教学，因为它们难度低，易于学生理解，七号老师的授课中学很有吸引力。 物理、数学等信息量大、抽象、互动少的课程被认为最不适合直播。 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他们必须依靠学校老师的帮助来掌握在线课程的知识。

网课里周周最喜欢语文课。 2010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入学率，她所在的竞争学校引进了成都七中的在线课程。 中文网课上，七中的学生会在课前3分钟分享有趣的事情。 周舟听屏幕上的同学讲解怎么写，看到别人写的字确实很漂亮。 他还买了字帖课后练习。 网课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她听着同龄人谈论林夕和恐怖电影，看着屏幕另一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

银幕上七中优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激发了周舟对人生成功的渴望。 按照每周的中考成绩来看，连三本书都很难通过。 经过高中三年的努力，她的高考成绩比第一线高出了40分。 她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

2018年11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东方闻道公司广播中心位于成都市七中，负责向200多所学校传输信号。

2018年初，张伟所在的合肥六中引进教育科技公司的技术，开始向全市其他高中同步直播所有课程。 经过一年的实践，张伟认为，由于起点的差距，远程学生无法接受在线教学，跟不上，压力很大。 这是所有网课直播都会出现的问题。

对此，张伟认为，远程教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决定这一模式实际效果的关键因素。 远程学生普遍基础不好。 远程教师是课堂的监督者和执行者。 他们需要在整个课堂上陪伴班级。 他们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课后补课，积极配合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周舟回忆，在网上上课时，如果屏幕上的内容超出了远程学生的承受能力，老师会暂停或关闭直播声音，用他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解，不像一些中学生。学校抄袭教学，不考虑自身特点。 。

在另一篇报道网课直播的文章中，四川大凉山的一所学校忽视了教师的角色和学生之间的差异。 它迷信七中模式，试图把学生拉到同一水平，但最终失败了。 周周根据自己的经历评价道：“也是一所网校。 有的学校从零到十，学生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有些学校会让学生的无限可能性变成一条单行道。”

黄鑫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 十年前，她受成都七中东方闻道邀请，参与直播模式的研究和评估。 在研究过程中，她的团队了解到这种模型有局限性，但它有很多好处。 远端的学生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受益最多，但基础较差的学生则根本没有受益。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生获得了相对优质的教学资源，这本身就很有价值。 同时，接受网课的学校和老师也是受益者。

张伟的想法和黄鑫一样。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这种模式，直播学校可以扩大在省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偏远学校可引入优质资源，防止优质生源流失，提高升学率； 在线课程的增加带来的规模效应使直播公司盈利。 “每个人都受益。”

有人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更大规模推广，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解决农村教育薄弱问题，促进教育公平。 看到网上为“屏幕”欢呼的声音，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这些人不明白在线教育是如何运作的。 他们简单地将教育理解为只要你提供资源，学生自然就会学习。 人们忽视了教育需要教师教、学生学，教师和学生是一个共同体。 “因此在线教育的作用在屏幕上被夸大了。”

熊丙奇认为，该报告将“2016年清北大学录取88人，其中大部分获得本科学历”归因于在线教育的成绩，似是而非。 这背后有国家扶贫精准招生计划和当地学校加班应试培训因素。

熊丙奇认为，这所学校教师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在线教育只是一个补充。 如果单纯认为只要采用在线教育，就能缩小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势必导致教育投入的偏差，注重硬件投入，忽视人力投入。 首先要解决农村教师队伍问题，关心他们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杨海如反对急于引入屏幕技术，认为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她还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学校教师到成都七中学习、交流和培训。 但现实是，在偏远地区，老师一旦教得好，就会立刻离开，因为基础教育老师的工资太低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中学的格局是“县域模式”，即县域中学的高考成绩优于城市中学。 河北省衡水中学是“县域模式”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这种模式减弱，“超级中学”出现，造成小地方优质学生和师资资源流失。

“屏幕”能否改善教育公平？ 张伟认为，在这种损失中，很难实现教育公平。 “这里的教育公平实际上抹平了因出身和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它带来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进入一所好大学）的。” 很多小孩子当地已经几十年没有出清华北大的学生了英语作文，这让那里的学生也感到绝望。 屏幕连接着优质资源，这至少让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熊丙奇认为，对于最近因媒体报道而受到关注的鹿泉中学来说，真正管用的不是在线教育，而是以“直播课”之名专注于备考。 他坦言，目前，上学似乎是贫困地区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然而，偏远地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高辍学率——由于只有少数人考上大学，更多的家庭认为，既然考不上好大学，读高中就没有意义了。高中还是初中，所以我选择初中退学。 这是屏幕无法解决的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锋、周周、黄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