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中华书局修订版《金石》

元至正五年，江、浙等地，省刻本该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中华书局藏百纳本、元本、明叠印本影印本

编者按：《金史》的修订工作从1961年开始，到1975年出版，历时14年。 《晋史》修订本从2009年修编方案审议通过到2020年出版，历经十余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经过分段、断点、校勘的可读版本。 来自图书馆的秘密收藏，印刷版已分发到千家万户。 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修订版在修订版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在校勘、标点、格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改进。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校勘规范到版式设计，从刻版到校对再到修订版本，古籍编纂初期以学者和读者为中心的探索与追求，一直都有反映。

2020年2月，点笑出版的《金世记》修订版发布。 这是中华书局自2013年出版该系列《史记》以来出版的第九个版本。后来又出版了《梁书》的修订版。 《金史》是元朝在陀陀领导下编撰的正史。 它记载了从女真完颜氏时代到金朝建立直至灭亡的百余年历史。 该书共135卷，另加一卷《晋国语解》，历时近两年编成。 在元代官员编撰的宋辽金三史中，成书时间最短，却被评价为“叙述最详实、文笔最干净”。 ，远胜于宋元史”（赵毅《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中，编纂质量也名列前茅。但流传千古的只有刻本和抄本。没有标点符号和分段，给今天的读者阅读带来不便。原版乃至今天的修订版都是为了满足新时代读者的需要。

《晋史》的校对工作于1961年开始，1975年宣告完成。前期是在著名民族历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翁笃建教授的领导下组织，傅乐焕先生具体承担的。中央民族大学学士。 1966年停刊，1971年重新开始编辑工作，由张正祥先生继续完成，中华书局崔文银先生完成编辑工作。

档案显示，1964年12月底，傅先生向书店提交了《《金史》校勘工作的进展及存在问题》的工作报告，其中对《金史》手稿进行了详细分析。 、以前的成绩、自己的学校、其他学校、以及标点情况。 解释，并附专文讨论《晋史》中人、地、部落、官等同义词的使用和处理，实际上是对前人工作的总结。 这一时期，从1963年开始，来自全国各地负责二十四史的京外教授齐聚一堂，住在北京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历史学院。 傅乐欢先生是北京唯一住在书店里的学者。 学校历史学家。 在前述报告中丝丝入扣意思，他提出需要50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135卷《晋史》。 不幸的是未能及时完工，付先生于1966年5月沉没于陶然亭公园湖中。

1971年后，《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仍在继续。 张正宏先生负责《晋史》工作，崔文寅先生负责编修工作。 与专攻某一领域的研究专家不同，张先生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多个​​领域，在古代文字方面颇有建树，尤其是金甲碑文、版本目录、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管理及采购，采购大量线装古籍。 还参加过马王堆汉墓文献收藏组，擅长楷书、隶书。 他在该书店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许多重要出土文件上签名。

张先生与书店的结缘是通过他的《晋史》一书而结下的缘分。 从1971年开始，张先生与白守义先生、启功先生一样，聚集在王府井大街36号书店大汇楼，共同参与《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 《晋史》主编崔文寅先生曾撰文称，张先生幽默地将做点称为“粘胡须”和“拔胡须”。 当时，编辑在审稿时，无法将信息检索情况以及标点更正的评论直接写在稿件中。 相反，它们被写在浮动标签或纸条上，并贴在手稿中的可疑点上。 一本书经过编辑的第一次审阅后，就长满了“胡子”。 张老师和第二次、第三次审核的领导会把自己的意见一一写在漂浮的贴纸上，明确表明同意还是不同意，是否离开学校。 课本上没有必要写“胡子”。 拔。 崔先生回忆，从那时到1975年《晋史》校勘本出版，张先生每天坐在他对面，一起工作了四五年，完成了136卷《晋史》的编纂。 。

回顾二十四史的进程，是一位学者主导，下面多位学者参与。 它是由大学或研究机构承担的。 对承办单位某学科的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对中华书局的编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对部门编辑的成长也大有裨益。 《晋史》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与金朝有关的史料并不多，但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批辽、金、元时期的基础典籍，其中不少是该书局编辑的《辽史》整理的， 《金史》、《元史》。 《晋史》主编崔文寅先生，主编《归迁志》、《靖康稗史》等。《元史》主编姚靖安先生，还编印了《元代名臣故事》。 这项工作需要几年的日复一日的工作，聚焦一个主题，逐句梳理。 纠正和整理正史是工作的基础。

2005年开始，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 该工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 任继余先生、何子权先生、王忠汉先生、蔡梅标先生等，以及当时承担具体工作的几位前辈，参加了多次编纂工作会议。 季羡林先生还在病床上写下了讲话稿。 草稿。 每部历史的修订工作，由书店确定主办单位和责任单位。 首先，首选是延续过去优势、拥有稳定学术团队的学术中心。 例如，北朝史仍然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担。 二是希望由近年来在年代史和专题文献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实力雄厚的学术机构承担。 比如《五朝史》、《旧唐书》就交给了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团队。 关于《进士》的修改，傅先生和张先生已经去世了。 根据这一原则，最终决定聘请吉林大学历史学院程妮娜先生承担。 程先生一直致力于东北史乃至辽金史的研究。 他对辽金政治制度史造诣颇深。 在跟随导师张伯全先生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他也积累了大量对金代文献的研究。 此后，她又组织了十位在宋辽金各专门史领域有专长的专家，参与了《金史》的修订。

修改项目是根据原学校实际情况进行的。 不仅要回顾原学校的工作，还要吸收新的信息和学术成果。 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保证程序质量，具体体现在学校教材、版本、长期编制、吸收前人成果、外部审查和编辑工作等方面。

例如，学校教科书。 原始手稿是用作新出版物基础的最重要的文本。 在校对之前，我们不知道校对的版本和真正的原稿之间的文字差异有多大。 每个历史情况不同，不同时期完成的积分校本处理方法和结果也不同。 很多学校的教科书不遵循原著而是择其一，也不出版学校笔记。 当时是为了满足普及的需要，而现在丝丝入扣意思，通过校对书，就可以清楚原来的版本是不是这个词，以及应该根据它来修改哪本书。 《进士》校订本以白坭本为基础，兼有典本、北简本，沿袭良本。 现在为了了解它们与白泥版有何不同，我们一一进行回顾。 用蔡梅标老师的话说，即使新的学绩为零，但仍然是一个年级，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的学绩和原来的学绩有多大的差距。

严格的版本校对是程序质量保证的另一个方面。 《二十四史》曾被抄录出版，形成不同时期的版本。 有时会出现不同的文字，这是流通过程中各种情况造成的。 哪一个更接近作者的原著，哪一个更接近历史事实。 存在巨大差异，决定了需要严格修改。 在修订初期，书店为每段历史准备了练习册。 它不仅仅专注于校对工作，而是提供了小格式和宽格式的格式，以便于将不同的文本逐一记录，并避免校对者的第一次尝试判断和选择决定了哪些痕迹将被留下并被删除。 新修订版《进士》除校对本、检阅宫本、北鉴本外，还包括南鉴本、永乐大典本、同光五版等新版。在清朝末年。 在版本的使用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二十四史》修订的另一个必要动作是长编，需要逐句翻阅每卷，考察是否存在版本差异，以及前人对所涉史实是否有不同的校勘意见。 ，并翻译原卷、页码、正文，校勘要点、以往成果、正文一一记录，最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建议是否修改或不改正正文。 也许大多数人都看重学术论文，而低估校勘笔记，认为古籍的编纂只是标点而已。 然而，只有当你真正投入其中时，你才会发现，往往一本薄薄的书，编完后会有几十个左右的点不清楚。 有意义的句子。 据说，在武汉大学职称评审时，有评委认为协助唐昌儒先生编纂《北朝四史》的陈仲安先生没有著作。 唐老师在会上说：“陈忠安老师写的每一篇校刊都值得您一篇文章”。，这正是悲喜之词。

除了精挑细选原稿、严谨编辑各卷、编写长本外，还需要广泛收集历代特别是清代至今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挑选出来。谁可以进行文本修改并吸收它们。 我们可以想象，20世纪50年代到1970年代的老先生们，其实都拿着线装书，靠教育来标点，靠研究来解决专业问题。 当时实际达到的整体学术水平是非常高的。 相比之下，得益于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和各种电子手段进行广泛的检索。 因此，新一轮修订工作中文件运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以往。

经过多次打磨，修改稿进入审稿编辑阶段。 评审时，书店会邀请组外专家对书进行评审，从学术角度进行评审。 《晋史》136卷全部经过外部全面审查，其顺利出版也凝聚了众多学术专家的心血。 编辑时，对修改组提交的每一篇长文、每一篇校对都会进行审核，将编辑意见一一反馈给修改组核实，并要求明确意见表明同意或不同意。 历史校对与文学校对结合后，书店的专职校对员至少会进行两轮校对，一轮是“校对版”，另一轮是“校对版”，这样才能清楚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原版、校对版、修订版。 所有校对版本都需要经过编辑组和修改组的确认。 这确保了每个修订版本的卓越性。

甲子记载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的历史。

（作者：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室副主任马静）（马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