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典籍之中，《论语》是最为重要的一部经书。因为它是以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和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书，称得上是关于孔子的第一手资料。《汉书·艺文志》云：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 这则记载告诉我们，《论语》一书，是由孔子的“门人相与辑”成，可见其成书最早当在春秋末期（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正当春秋末期）；而且书名也是当时就确定了的，含义是指书中所记都是“论纂”之“语”。而就流传下来的《论语》看，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孔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故又可推论其最迟成书于战国早期。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由于实行焚书坑儒的暴政，故未见有关《论语》流传的记载。到了西汉，则传有《论语》的三个版本：一个是由鲁国人保存传承下来的，被称作《鲁论语》，简称《鲁论》，计有20篇；一个是由齐国人保存传承下来的，被称作《齐论语》，简称《齐论》，计有22篇；还有一个据说是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因用先秦文字写成，故被称作《古文论语》，计有21篇。
  三个版本虽然篇目编排不尽一致，但内容却是大同小异。到了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后研读了《鲁论》、《齐论》，并根据《鲁论》所列篇目，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号为《张侯论语》，简称《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地位显要，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儒生所尊奉，视为规范。
  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而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大家郑玄作《论语注》，仍以《张侯论》为依据，以《鲁论》、《齐论》为参照，这样也就再次确认了《张侯论》的地位。故后世所见、所学之《论语》，也就无非《张侯论语》了。
  

由于是“辑而论纂”之“语”，这也就决定了《论语》的编写体例不能不是语录体。而考其所录，无非就是因为这些话说得简练含蓄、含义深广，庶几近乎格言。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如今已经几乎成为人们的口语。
  就是类似这样的语录，该书共辑录了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444章，记录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由于是语录体，其结构形式也与之相应，大致是一段话称为一“章”，若干章合为一“篇”，全书共20篇。值得注意的是，《论语》的这种结构形式，具有语录体初创期的某些特点：一是篇章之间的排列并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甚至就是前后两章之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二是每篇皆是取首章前二字为题，如《学而》、《雍也》、《里仁》等等，这些标题也并不标示该篇的内容，仅仅是开篇的标记而已。
  

翻开《论语》，我们会看到其行文常常突出“君子”的称谓，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等。许多地方还常常拿“君子”与“小人”相对照，以强调二者的差异，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这样的行文，无疑是在显示：这是一本教人如何做君子而不做小人的书。

《论语》的内容、结构虽然散漫，但是其表达的核心思想却是集中而又鲜明的，这就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构架的一套政治道德学说体系。
  这一核心思想，主要被记录在《颜渊》篇中。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内省不疚，言之得无讱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上述引文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孔子看来，“天下归仁”，要靠“复礼”；“复礼”则依赖“克己”；而“克己”则需要落实在诸如“视”、“听”、“言”、“动”等等具体行动、具体行为上，当然也包括“欲”这样的心理活动在内。
  这就是所谓的“内省不疚”，所谓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此，孔子对于“礼”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范。概而言之，这就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引领贯穿了主要涉及“忠信”、“孝悌”、“礼义”、“智勇”、“廉耻”等等范畴的一系列道德规定。
  

用之以治理天下，孔子的主张亦如以上引文所说，叫作“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里当然含有举贤任能的意思，但更其重要的还是要求当政者能够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去约束自己、去办事行政。也正如《颜渊》篇中所说，“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孔子看来，为政的本质就在于“正”。所以，孔子虽然也主张富国强兵，但是他却同时认为富国强兵相对于“正”而言并不占最主要的地位。《颜渊》篇里有一则记载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孔子认为“信”就是“正”，就是为政的根本。从这一点出发，孔子还主张“省刑罚”。同样是《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为政》篇里他说得更明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行，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