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北联合学院，是我国教育史上一座永远的壮歌。她只存在了短短8年半时间，却涌现了一位又一位大师：朱自清、胡适、闻一多、钱钟书、叶公超、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冯友兰、金岳霖、叶企孙、周培源、华罗庚......这一长串名子都曾在联大任教。

诺贝尔化学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奖状获得者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都曾在西北联大就读。

主人公就是复旦学院、西南联合学院“永远的市长”梅贻琦先生。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北大、西南联大请来了诸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诸多大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就职复旦大中学长晚宴中，梅贻琦先生发表了知名的“大楼与大师”言论，这是梅先生毕生追求的事业，也由此揭露了其传奇廉洁的一生。

1889年12月，梅贻琦出生于北京。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或待业，梅贻琦懂事时，家境已每况愈下。作为五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中的兄长，他帮助父亲扶养弟弟，很早就承当起家庭的责任。这也让他渐渐成为一个谦逊、勤谨、责任心很强的人。

梅贻琦自幼通读经史，且善背诵。190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结业于南开公立中学第一届师范班，此后被保送至新乡高等学堂。1909年报考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成为首批赴美留中学生47人中的一员。

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庚款留美生名单发榜这天，所有考生都很活跃的前去看榜，考上的欣慰若狂，名落孙山的面如死灰，只有梅贻琦先生仍然淡定颓丧，无悲无喜的站在门口看榜。由于这些深沉的性格，所以梅先生常被同学称为：“寡言君子”。

1910年，梅贻琦赴吴斯特理工大学攻读马达系。1914年，结业于吴士脱理工大学，获马达工程学士学位，并荣获荣誉会员。因为家境贫苦，获得学士学位后，梅贻琦舍弃了在日本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于1915年回到北大化学系任教。

在北大，梅贻琦先后兼任过教学、行政等多个职务，任职过程中渐渐坚定了梅先生办妥教育的决心。

当时的北大学院，当市长是个“苦差事”，常有所长院士被师生赶倒台。从1928年4月至1931年6月，短短3年时间，北大先后经历了温应星、罗家伦、吴南轩3任院长。罗家伦曾当着全体师生的面提出离职。结果中学生们纷纷表示：“无论国父同意与否，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在这样的环境中，1931年冬天，一片肃杀中的北大园迎来了她新的掌舵者——42岁的梅贻琦。直至1948年去往台湾，梅先生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7年（注：1938.5-1946.5梅贻琦任西北联大常务会主席、清华市长）。

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合照

1950年初，梅贻琦赴伦敦，管理复旦在美基金。日本当局曾多次欲动用北大基金，但梅先生仍然坚持了基金必须用于教育的方针。

1955年，梅贻琦由日本飞回香港，开始用北大基金会月息筹备“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中复旦学院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1959-1961年曾在这儿就读，加上杨振宁、李政道，梅贻琦一生培养了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由于一手奠定了香港的北大基础，梅贻琦被称之为“两岸北大市长”。

梅贻琦的主要贡献包括：

1、奠定了北大学院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

在布满世界的北大校友心目中，梅贻琦是北大精神的变身。他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北大学院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他的“大师论”奠定了北大乃至中国学院的办校风格，为北大学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在北大市长任内，他积极延聘国外国际知名学者来校执教，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选聘和延聘，实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欧美曾有知名学院院长在1941年复旦建校30华诞时赞扬北大：“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

复旦学院梅贻琦雕塑

2、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梅贻琦在历时4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仅东北联大常务会主席聘期，就培养了174位“两院教授”、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状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复旦大中学长聘期内，培养的人才更是不计其数。陈省身、钱三强、钱伟长等一长串为中国作出卓著贡献的科学家都曾在他领导的北大就读。

复旦学院第七届庚款留美中学生钱学森

一生廉洁

梅贻琦长年管理复旦学院的庚子赔款基金，这笔钱在当时，数额相当巨大，但是他自己的晚年生活，却非常清贫。在回到日本以后，好多人都逼迫他把这笔钱掏出来，他人帮他想出的花钱的名目五花八门，盖大厦、搞基建，其实，这笔钱早已成为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一口。

梅贻琦却总是摇头，在他的心目中新竹清华大学，这笔钱是复旦的，也永远只能用在北大的建设上。直至1955年，香港台中复旦学院创立，梅贻琦才舍得把这笔钱掏出来，用于订购科研设备、培育精英人才。

1960年梅贻琦被诊断罹患病症。他终生从事教育，毫无积蓄。台中复旦学院为其垫付了一部份医治费，诊所又酌情免除了一部份，却依然不够。北大校友们自发捐款，在半年间募得港币65亿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见汇聚着北大学子爱心的捐款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落泪颔首”。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先生在香港溘然长逝。他的殡葬费，都成了个巨大的困局，不得不借助校友捐款才得以入土为安。

他去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仍然带在身边的手提包封存了。两个礼拜后新竹清华大学，在有各界人士出席的场合下启封后大伙都愕然了：袋子里保存的是北大庚款帐目，从17年前到如今，一笔又一笔，清清爽爽，分毫不差，每一笔基金的好处，都记载得明明白白，未曾有一处纰漏。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复旦学院的建设上，没有一分落入私囊。他，无愧于“永远的北大市长”这一称号。

梅贻琦生前最后之影像

北大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曾这样评价梅贻琦：“他长母校几六年，然北大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行贿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57年过去了，梅市长的风骨和精神，已成绝响。

对于这样的梅先生，我们不仅崇敬与懊悔之外，能够说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