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决绝官场、归隐田园的宣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陶渊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其生命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体现了他的生命哲学。陶渊明出生书香之门,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曾祖陶侃曾因战功而被任为太尉,祖父陶茂、父亲陶敏都担任过相当于地方太守的职务,少年时代的陶渊明习武也习文。在这样家庭坏境的熏陶下,陶渊明年轻时就胸怀“大济苍生”之志,决意不肯老死穷庐,也曾多方谋求一种实现“猛志”的途径。在东晋灭亡刘裕称王时,陶渊明被荐为彭泽县令,他积极致力于政务,关心民生疾苦,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但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阻碍了他的仕途发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职,前后十三年时间大部分在家赋闲。这样的勉强出仕不仅对他的大志无济于事,反而使他见识了官场的龌龊和阴暗,充分加深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的离官归田,没有任何被胁迫的成分,完全是出于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所以,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未来理想而欣喜。其实,陶渊明的出仕除了为实现其少年大志之外,还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他在《归去来兮辞》中道出了个中缘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由此可见,陶渊明多次出仕与贫苦家境有关,做官不是出自施展政治抱负的内在要求,而是为了糊口。但陶渊明不容自己的气节沾上半点污秽,他在序中感叹:“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觉得奔走仕途完全是为口腹自役,心灵的折磨比饥冻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从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内在的本性,也远离了自己喜好的外在自然。义熙元年归隐时,陶渊明的家境并非十分富庶。归隐之初,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加上刚刚去职,有一定薪俸结余,尚无生计之虞。归隐数载,生活的种种不幸渐次袭来,陶渊明沦为“君子固穷”的一介寒士。封建时代,像陶渊明这样耐得住寂寞、潦倒,耐得住贫苦的士人,实在屈指可数。归隐之后,陶渊明的仕途之路并未断绝,故交之中,也不乏达官贵人。陶渊明之可贵在于,即使贫病交加,也无出仕之念;即使处境困厄,也不攀附权贵。冯契先生说过:“真正有价值的人格是自由的人格。”士人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与皇权的专制与跋扈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在士阶层失去坚强的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的魏晋时期,能够始终如一保持自己的本性真情就更加不容易。

文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陶渊明诗中喜欢用松树和菊花的形象,是因为别的草木一阵秋风过去就变黄了,别的花一阵秋风过去就零落了,但是松树永远是绿的,菊花仍在开放。在寒冷的风霜之中,松树和菊花可以不屈服、不零落,有一种不改变的品格。白云任风来风去,自由飘荡,无所系羁。白云的美是一种自然的美、自由的美,陶渊明以此来象征自己如白云一样的淡泊清静、自在高远的志趣和追求。归鸟的形象也是陶渊明常用的,但他所要写出来的决不是外在的生活现实,而是包含了自己一份幽微深细的内心情感在里面。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鸟倦飞而知还。”意思是说倦飞的鸟儿也知道飞回巢中,而自己也应像鸟儿一样回到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中,远离污浊的官场。陶渊明所向往的是“桃花源”式的理想小农社会,这才是他的精神家园。在这里,陶渊明可以远离尘嚣,远离政治,能够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上安宁的净土。作为田园诗派代表人物的陶渊明皈依自然是天性的膨胀,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畅,和着“舟摇摇以轻,风飘飘而吹衣”的节拍,“问征人”、“恨晨光”,实在亲切感人。“有酒盈樽”是陶渊明的心愿。苏轼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然不失夸张,但是陶渊明题为“饮酒”的组诗就有二十首之多,却是事实。

他归隐后第一件乐事应该也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斟满一杯酒,自饮自酌,那份悠然、那份闲情、那份沉醉,都是陶渊明追慕已久的个性释放。陶渊明之饮,一在遗世忘忧,一在自得意足。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琴书之乐使得陶渊明作为文人雅士更具有一种别致的浪漫情怀。陶渊明自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书置于同等地位的是音乐:“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有琴有书,载弹载咏。”陶渊明推崇琴乐琴风,是在返朴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体会到的隐士情趣,是诗人摆脱官场压抑生活的束缚后所得的身心之乐。随着陶渊明隐居在家,天伦之乐也随之成为他清淡人生的寄托。陶渊明直奔家门时,温情满怀的或许就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真诚场景,其坦率天然的人性美熠耀着屋宇,有了这样的深情厚意,官场的那种曲意逢迎、装腔作势就显得可鄙可憎了。他厌恶伪,所以他崇尚真。他同妻子和睦相处,同兄妹情真意笃,同邻里友好往来,无不处处体现着他的真,甚至他醉酒之后扔下他人扬长而去和贫困无奈去乞食,都不失为自己的真情流露。

真是善的基础,有了真,才会有善。所以,他下决心“息交绝游”,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放置在这温暖的窠臼里,尽享“悦亲戚之情话”的缠绵。春天到了,他和农人一起去从事劳作,从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甚至是一种别样的浪漫情调。他诗化了劳动情景:“或命巾车,或棹孤舟。”这里我们寻不到诗人半点苦恼的踪迹,出去劳作的荷锄担物在诗人笔下仿佛神仙游历佳山胜水一般悠闲。《归去来兮辞》中也写到:“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这里陶渊明把欣赏良辰美景与参加除草培苗的农业劳动相提并论,可以见出诗人对从事辛苦劳作能使自己精神上获得欣慰的兴奋之情,也可以从中发现诗人精神境界上的与众不同的超脱。陶渊明笃信儒家思想,但他又敢于冲破孔孟儒家鄙视劳动的思想樊篱,亲自参加劳动,尽情讴歌劳动,这对当时文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泉涓涓而始流。”诗人陶醉林泉,寄意山川,寻幽探胜,以自然景观为依归,以山川草木为友朋,以鸟兽虫鱼为侣伴。大自然鲜活无比,生生不息,让诗人感动。物换星移,四季更替,万木的欣欣向荣,源泉的涓涓流淌,激起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由衷礼赞,一如王羲之所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兰亭集序》)诗人生活之安逸、闲适,心境之平和、恬淡,真实地反映出诗人对自由自在、适性逍遥的审美趣味的执著追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完全持坦然态度,他既知道“吾生也有涯”,也明白自己“有生必有死”的结局。正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生命不可重复,他才决心从庸庸碌碌的世俗沉沦中抽身而出,进行自我筹划和自我完善,努力实现自己潜在的无限可能性。这是窥探陶渊明心态不能忽略的一点。陶渊明清醒地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也并不曾有人长生不老。《归去来兮辞》说得最为明白不过:“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认识到既然不可能有彼岸的“帝乡”,那就应 该在此岸现世确立生命的价值。同样,既然不能再值“此生”,那么“不失此生”也就成了其生命 意义的建构和生命价值的确立这两者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人应当顺应自然,在“自然”这一波 涛起伏的大海中随流飘荡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不为之喜亦不因之惧。 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诗人作了总结:“万物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自然界的运行前连后续,永不断绝,而人生于世,辛苦劳顿,最终又必然走向死亡。在陶 渊明看来,人虽为万物之灵,却难以逃脱死亡。

面对永恒流转的宇宙和转瞬即逝的人生,陶渊明 心中那“羡天地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的感慨油然而生。他甚至表示,要抛弃功名、无视穷达, 以“为乐”的态度来度过人生。陶渊明为了消弭死亡所预加的巨大痛苦,他采取了委运任化的 宿命态度,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他以平静理智超然旷达的心态看待生死,其可贵之处在于 完全摆脱了生死的纠缠与困扰。他看重有限的生命,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陶 渊明毅然辞彭泽令归去,正是为着完美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因为具有委运任化这种人 生哲学,才使陶渊明对天地万物齐以达观,对世间纷扰无动于衷,对艺术世界执著追寻,也才有 陶渊明式的独到的审美发现。 陶渊明经过执著不倦的探寻,在一片纷乱的社会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本根,这便是良辰游赏、农忙耕耘、登高长啸、临水赋诗的田园生活。充满明媚阳光、 新鲜空气的乡村,是疲于奔劳、厌倦官场、烦于俗礼的陶渊明由衷向往、全神栖息的绿草地。 陶渊明要让自己个体生命融入自然的运化中,而作出“纵浪大化中”“复得返自然”这一生命决 断的真正动因,恰是诗人领悟了生命的奥义之后,想让有限的生命实现超越, 获得一种无限状 态,从而最终达到自身与天地合一的目的。

陶渊明在乱世中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处世之路,既保全了性命,又使自己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脱,不为外物所累,实现了淡泊人生而又超越功利的人生境界。林语堂在《人生盛宴》中 说:“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质就是由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的混合, 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 是和谐相处的。”陶渊明的这种态度在帮助人们恢复内心平衡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尤其在动乱 之世,它成为许多士人心中的人格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