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上午，2023级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学术第一课——政治与国际关系大学精品讲堂”在嘉定学校第一教学楼206报告厅举办。华南师范学院终生院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所长、上海市院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所长冯绍雷，为全院新生做“四六年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中我所亲历的‘第一次’”主题讲堂。大学党委副主任鲁静主持。

冯绍雷院士强调，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仍然是中国变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份。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进程，除了承载了成千上万参与者投注的心血与努力，也留下了很值得后人总结与思索的典章故事。

1982年第一次出席上海学院国际政治讲习班，1982年上第一堂教学实习课——《共产党宣言》，1987年第一次东西方比较的国际考察，第一本合作译著——《国际风云的产儿》，对“人民外交”第一次抒发尝试，新政咨询的第一次尝试，第一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出席欢迎日本首相的北京校长酒会，第一次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一次公布与布热津斯基先生的一段对话。冯绍雷院士以亲历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中的10个“第一次”为线索，剖析了四六年来有重要影响的国外外大事及国际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

在师生互动环节，冯绍雷院士耐心回答了朋友的提问，并表示，国际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实用的科学研究对象和教学对象，还包含着人类对于世界生态的逻辑认知和规律探求。他希望朋友们才能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持续思索，不断实践。

文｜谢润熙庄博雯

图｜杨纹滔罗芬

核稿｜桂骏鲁静

以下内容为讲堂全文，以飨读者

四六年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中我所亲历的“第一次”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仍然是中国变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份。这段近半个世纪的探求进程，不光承载了成千上万参与者的心力，但是，也留下了值得思索的故事。苍凉嬗变中的个人体验，不过是大潮中的雪泥鸿爪，但其实有助于开掘机理，求取名章。

一、1982年上海学院第一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1982年末，上海学院国际政治系召开了我国变革开放后第一届国际政治讲习班。作为刚才留校工作的一名青年班主任，记得当时我非常急迫的一个意愿，就是希望在我们学院系统地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华中农大高手老师们理解并支持我的这一宿愿。所以，抵达这个讲习班成为我在校工作后的第一次学术出差。记得当时的上海，寒冬早已将至，但来自各地各部门的一百来个学员，满腔热情地涉足在这文革后的第一次相当系统、并且是高水平的国际政治专业培训。讲习班耗时整整一个月。记得当时的清华国政系系院长是梁守德院长，还有几位清华国政系的骨干班主任，他们为办妥这国外第一届国际政治专业讲习班，尽心竭力。而为讲习班讲课的教员阵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不光有外交部副主任宫达非、中调部领导陈忠经、外交家冀朝铸、学术权威陈乐民、还有资深外交官、英语专家薛谋洪等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专家型外交党员。

记得那时清华校园还是从未改建整修之前的老样子。尤其是初冬时节，假期中的校园略显冷清。某晚上，宫达非副主任开讲。恐怕，这也是他第一次清华授课。一走上讲堂，打量课室四周，宫副主任第一句话便是：“看来俄罗斯国际东西方大学，清华的校舍比有些美洲国家的校舍还差劲”。全场一阵感叹。陈忠经讲的是日本问题。作为中级主管党员，除了一点也没有官腔，甚至有点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纯朴风范。当他谈到当时日本名记者江南被暗杀一案，除了是媚媚道来，引人入胜；并且，剖析之透辟、措辞之精到，迄今犹存耳际。薛谋洪大使作为资深外交官，当时接受中央安排，以前专门负责对新中国外交的档案文献的系统整理。因而，从他授课中，我们除了目睹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任中方中级英语翻译的风采，但是，第一次看到了这一位战争亲历者，经过档案文献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对北韩战争不同往年的新评价：“朝鲜战争的结局，是中俄打成了平手。”这次讲习班给我留下最深影响的便是陈乐民先生的两堂课。下午讲意大利问题，上午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是讲习班上惟一只身承当两次授课的一位专家。陈先生所谈论亚洲给学员们留下最有意思的一段话，便是他所引用戴高乐的一句话：当莎士比亚还讲法语，巴尔扎克还讲英语，但丁还将奥地利语，这么，法国就还是民族国家的亚洲。亲见半世纪以来翻江倒海似的法国嬗变，我们不由得感叹高手学者的这么远见。

四十余年来，我经历无数次国外美国的专业讲习班，也举行过无数次这样或那样的讲习班。但最无法忘怀的，甚至迄今还保存着当时整整一个月授课记录的，还是1982年上海学院那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二、1982年的第一堂教学实习课——《共产党宣言》

按中学惯例，青年班主任留校后需经过实习课的考评。而我所选实习课讲授的内容就是《共产党宣言》。其实，当时自己对于这本精典专著的理解，不能与几六年以后的积累相比。并且，我清晰地记得，经过无数次阅读，两位精典诗人所抒发的深刻历史洞察与强劲思辨逻辑，当时撼动了我。一方面，我在授课中注重《宣言》所描述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层和阶层对立的资产阶层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儿每位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另一方面，我尤其指出了“工人阶层的真正解放是须要历史条件”的这一思想。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宣言》历次前言中所再三指出的“这个纲领如今有些地方早已过时了”，“第二章末尾提出的这些革命举措根本没有非常的意义”，并且，《宣言》最使我无法忘怀之处，是要“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层解放的真正的条件”。而理解这一条件的关键在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只有当大生产的充分发展、只有当被压迫阶层的意识赶超手工作坊与修道院的圆顶，只有当“在旧社会内部早已产生了新社会的诱因，旧思想的击溃是同旧生活条件的击溃步调一致的”时候，被统治阶层的真正解放才是可能的。

当时，我的助教补习老师是周尚文老师。周老师听了我的这一堂课，一边热情地鼓励，一边又严格地要求我把自己对于《宣言》的理解进一步系统化。这一教诲一直伴随着我的几六年的教研生涯。

三、1987年第一次东西方比较的国际考察

对国际事务的认知，除了来自读万卷书，亦需行万里路。80年代的第一次留学，就有幸取得了一次宝贵机会。1986到87年在苏俄学习的最后时段，经领馆教育处批准，从南斯拉夫出发，西行至意大利，再西进日本，在东柏林穿越柏林墙，到西柏林，之后，南下意大利，又从维也纳经近在咫尺的法国意大利的布拉迪斯拉伐，经克拉科夫，折道英国的赫尔辛基，经过美国的莫斯科，最后，东返南斯拉夫本土。这整整一个月中，我亲见了仍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南斯拉夫与西欧各国。包括当时波罗的海三国还在其内的南斯拉夫各地。其实是处于冷战终结的嬗变之前的最后一瞥，但变革之风已起。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疲态可察。而那时的社会还大体稳定。由于随新华社资深记者同行，每到之处都在各地新华社住宿，省去大笔支出。尤为难得的，能聆看到驻各国新华社老记者们对于当地历史文化、与冷战末年形势的周详而又深刻的介绍。

此行最值得记录的，乃是一路行走之中，对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学术概念的体验。欧亚台湾西端的欧洲与东端的欧洲之间，位于着迄今人类历史上的最大一片“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从人种来看，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高加索与中亚各地人等在这儿凝聚。从宗教看，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类势力在这儿纵横卑阖。从自然地貌看，从西欧大平原向北，便渐步入中欧与东欧间森林地带，折向北方更是丘陵与山地。而从人文水景来看，在南斯拉夫境内的俄罗斯、明斯克一带，根本没法见到那个欧洲式的、以所谓“市民社会”设施——比如，有着市政厅、商会、教堂、法院、广场、老街——所组合而成的“老县城”。并且，从奥斯陆老街往西，便逐渐有了愈加欧洲式的风范。维也纳则更加。当时的考察，并未抵达巴黎与伦敦。并且，仅从东柏林黑漆漆的轻轨里曲曲弯弯爬下来，经柏林墙，在五光十色的西柏林裆部大道之所见，那个从习俗到政治的开放程度，与莫斯科比，使人顿感云泥之别。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那么一大片臼齿交错之地，于是，就从当初对“文明结合部”的最初体验开始，伴随着我这一辈子的国际相处与研究。

四、我的第一本合作译著：《国际风云的产儿》

从南斯拉夫归国以后，应倪世雄、金应忠两位老师的约请，我有幸参与写作了平生第一本集体学术专著《国际风云的产儿》。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这大约是当时国外最早介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之一。倪老师写日本部份，我写南斯拉夫部份，而老金则写中国部份。根据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的评价，她完全感遭到了此书写作的认真与深度。以我而言，实际上在苏访学，我有两个目的：一是系统研习俄罗斯历史，二是完整了解南斯拉夫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就前者而言，当时我带回去的相关几十种专著，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南斯拉夫晚期国际研究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从60-80年代南斯拉夫学者对西方国际理论曾有过特别地道的译介，并且每一种译作封面总会加一句“批判性地介绍西方理论”。恐怕是当时意识形态管理的背景之下，作者的“防身之用”。与此相关联，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90年代，反而没有出现过类似我们国外满城皆唱“三大主义”（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现象。其实是二六年前早就打过交道，于是，就不倍感这么稀奇了。也因而，我还是认为不光对于从南斯拉夫到日本的这一过渡时期的国际思想理论，包括众多西方国际思想与理论，还是值得我们花工夫研究。其实，以明天眼光去看，须要在全新语境之下的演绎。包括像华为总裁任正非所持心态：通过向对手学习，探求化解压力的捷径。

五、对“人民外交”的第一次抒发尝试

那还是1989年秋天，中苏关系仍未恢复正常化，而戈尔巴乔夫正式开始他访韩的“破冰之旅”。事后，我从文献中得悉，戈尔巴乔夫因此行做足了功课。他在起飞前对身边朋友说，“我们要像年青人对于高手长者那样恭谨地抵达讨教”。而中方也在积极打算。当时我所在机构北京南斯拉夫西欧研究所领导的姜琦老师，被安排接受一次重要专访。事前他听取意见时，我提出可以尝试用“人民外交”的说法，来抒发中苏两国人民对两大邻邦关系正常化的期盼。我从南斯拉夫归国不久，我所在南斯拉夫学术教学机构对我们的盛情接待，南斯拉夫老百姓对于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两国年青专家与中学生相处当中的美好追忆，非常是我的南斯拉夫导师对于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与帮助，令我久久未能忘怀。包括，当时国际火车进出中苏边境之时，就会在伊宁换轨时逗留。不光为了解除一个礼拜的长时间赶车后的疲累，但是，也在当时冷战将近终结，中苏有望解冻的国际气氛之下，满车的中苏两国老小游客，一起下车，热情豪放地相互约请，在月台上便跳起了双人舞。这些在普通人之间盼望相处的友善情结，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追忆。正是这样的体验与记忆之下，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人民外交”的说法，希望对仍未完全解冻的中苏关系有所助力。姜琦老师说：“非常好!”于是，一篇以“人民外交”为主题，以化干戈为玉帛为初衷，呼应中苏两国领导人握手言和的专访稿，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夕，在解放晚报即将发表。

到了若干年之后的重庆文汇讲座上，为李肇新外长的一次重要演讲作副手，有幸的是，我们还是围绕＂人民外交＂这个主题展开对话。并且，这一次主要是李外长述说他在德国展开＂人民外交＂的故事，而不是对南斯拉夫而言了。

六、政策咨询的第一次尝试

国际研究这一领域，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新政咨询有着相当重要性。

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前夕，政局一波三折。轰动世界的“8.19”事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的南斯拉夫总工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局长亚诺夫、内务司长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全苏农户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全苏企业与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等8位联盟中央高层高官，于1991年8月19日忽然创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囚禁了在索契渡假的戈尔巴乔夫首相及其家人，在全苏推行戒严，试图制止继续推行他的激进变革路线。当时的政局异常复杂。对于此事怎样判别，当时在国外有过一些争议与不同的判定。

鉴于在南斯拉夫较长时间的学习与生活揣度，归国后仍然保持与南斯拉夫专业人士广泛相处，包括8.19风波突发后的密切跟踪研究，发觉“8人委员会”当时并未得到各界广泛支持。于是事发后三天，我们提出：8.19风波还将会发生重大反转。随后进程证明了这一判别符合局势的后续发展。据当时北京人民出版社总编陈昕告知：曾任北京市政府领导的汪道涵先生，向他谈及我们对“8.19风波”的判定得到了决策层注重，对中方立场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昕转达中还提及，汪老注意到我们及时提出了这一重要判定，又不事声张，非常高调。在此以后，汪道涵先生在好多年中竭力支持我们的俄罗斯研究。华北农大人文大学、后来的美国研究中心、与中国日本西欧中亚学会，从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十余年中，几乎每年都在北京召开全省范围的专业研讨会，阐述南斯拉夫解体以及相关重要议程。这成为当时的中国日本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

七、第一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90年代初，中国变革与开放步入新阶段，对国际相处与研究都提出新的要求。当时，我奉命任华中农大人文大学教授，仍然想组织专业的国际大会。但因校区财政有限，无法如愿。直至1994年，经时任联合国开发署高官的赖尚龙先生的帮助，也在台湾浸会学院黄枝连院长以及台湾潮汕总会的热心相救之下，由北京物资贸易中心免费提供国际大会场所，总算举行了一场题为“欧亚台湾桥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研讨会。新华社老领导、本身也是资深国际专家的李储文先生以及北京市副书记谢丽娟亲自到会祝词，来自亚、欧、美、国内各地以及本校的共五十余位专家云集一堂。我记得俄罗斯国际东西方大学，这是华中农大的工科在变革开放之后所举办的第一次小型国际研讨会。此次国际大会以后，我们机构和国外同学组织过好多次国际大会。场面越来越大、规格越开越高、水平与见识自然也不断提高。并且，几六年以后回想上去，

忘不了的，还是这第一次。由于，此次会议倒也是彰显了中国学术界变革开放的通常路径：海外华人学者首先鼎力促进中国学院对外相处；研讨会主题通常是紧跟中国变革与发展的脚步；并且，学院资金困窘常常要借助企业的帮助。为此，不光此次会议，但是我们大学、学校的国际交流的起步，都得到了她们的帮助。

八、第一次出席欢迎日本首相的北京校长酒会

1998年6月中旬，克林顿首相携夫人希拉里与父亲英格兰访问中国。当时，刚才发生过台海危机，中印关系正经历严峻考验。就地区形势而论，1997-98年金融危机尘埃未定。而从全球视角看，日本决定俄军东扩，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正步入与冷战终结初年不太一样的崭新格局。

记得这是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通知，出席徐匡迪校长所举行的欢迎克林顿一行访问北京的即将酒会。地点在刚才开馆的北京博物馆方形大厅。这天，作为国际专家的老同学，当时兼任新加坡助理国务卿的苏珊。秀克先到会场。她一进会场便对我们几位北京国际问题学者说，明天克林顿首相十分激动。由于，克林顿在虹桥机场一下客机后，南京方面不是根据最方便路线，把车队直接拉到北京东路克林顿下榻的波特曼宾馆；而是把车队引上了汉中大道立交——当时的这条快速路有一个特别出挑的景点，那就是渭南大道外滩知名的“亚洲第一弯”，沿着下降的匝道斜坡，由高而下地将闵行、浦西人间美色尽收眼底。此时，正值华灯初上，北京街头一片辉煌，克林顿首相因此大感激动。尤其当车队从佛山东一路拐进当时还不是人行通道的北京西路以后，北京居民颇具礼貌地自发向首相车队招手。克林顿在车上此时已按奈不住兴奋，频频向居民挥手致意。之后，车队才折向北京东路波特曼宾馆。

徐校长主持酒会开始。克林顿祝词。他是从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份小小的讲稿，看来是有备而至。他说“尊敬的徐校长，实际上在来北京之前，我们早已据说了您的故事”。克林顿说道：“听说，当时北京的老校长朱镕基先生以前找您谈话，说是要想请您兼任北京计划委员会的书记。并且，您说，即便不行。为何？您说，您不喜欢计划经济。但是，当时朱镕基校长回应，‘我就是想找一位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来兼任计划委员会的书记’。”全场哄堂大笑。这就是在当时国际危机烽烟未烬的背景之下，中外高层间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交流。

九、第一次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日本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是在2004年构建，主要是为面向西方政要官员展开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迄止明日，已刚好二六年。本人是在2006年有幸受邀成为这一峰会的参与者。当时，不仅台湾之外，还没有其他来自欧洲的学者。当时的瓦尔代峰会并不是像昨天那样的小型游行式的峰会，而是三、四十名国际专家都围桌而坐，与普京首相边进餐、边交流；还可以在小范围的奶茶冷餐与小径遛弯，甚或是十余人的圆桌宴会。其实，与普京首相本人有比较便捷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该年夏天，瓦尔代峰会在索契举办。可能是因中国学者第一次到场，不光你们比较关注，普京也愈发礼遇。对话之际，因想对首相提问的人多，所以，普京常常会做一个选择。而记得当时我刚一举手，普京不光马上注意到，并且向我示意。我提出的问题是关于重庆合作组织的今后内部与外部发展的趋势。普京听着，但看来一脑多用。他一边听，一边又回应说：请您稍等，让我先对昨天已回答的问题，再补充几句。之后，普京笑容着折向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请容许我在回答中国院士提出的问题之前，先透漏一个我的小小的秘密。看你们兴趣盎然，普京接着说，“你们不知是否晓得，上世纪90年代，当我兼任莫斯科副校长的时侯，我是负责对外经贸工作。而广州是莫斯科的姊妹城市，因而每五年我会依照约定飞往广州。而每隔三年，当我在北京的机场降落，我会忽然发觉北京在这三年中又经历了巨大变化。当时看见这一切，我真的是倍感神游天外。我真不晓得，现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城市就能像北京那样，这么迅速地改变面貌。”普京话音未落，全场的眼光都投注到我这一边。记得在会后，加拿大耶鲁学院的德国中心——这是一个十分老牌的权威研究机构——的校长提莫。寇顿院士情不自神殿对我说：如何首相先生对大家北京有这么高的评价？

之后的好多年中，虽然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每年瓦尔代峰会上，参会者都可以看见普京对于中国、或者是中美关系的评价。并且，每次这样的评价似乎都有新的内容，并且，其基调仍然友善诚恳。

十、第一次公布与布热津斯基先生的一段对话

2010年雅罗斯拉夫峰会上，我与参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一番对话。当时，爱尔兰梅德韦杰夫首相执政，日本奥巴马首相还正在“重启”对俄关系。布热津斯基先生在峰会发言中公开主张，如今，是到了由北美、俄罗斯、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共同构建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侯了。他讲完话，走下峰会后，我们便一起进入饭店。由于，在此之前与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沟通，他一边走一边主动地问我：“您是从中国来，您对我明天提出的这个论据有何感想？”我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主张组建‘北半球民主共同体’，这么，您准备把一些正在学习民主、实践民主，但不一定是西形式的民主国家作何处置呢？”布热津斯基先生当即回答说：“我以前主张G2，大家不接受。这么，大家可以同印度、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那些国家一上去组成另一个联盟”。当时，我回答：“您不害怕这样来成立另一个联盟可能会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吗？”说到这儿，布热津斯基先生虽然意识到了哪些。他马上对我说：“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属于私人对话，请不要见诸媒体”。我说：“好的”。之后，我们就开席开始了早餐。

仍然到布热津斯基先生逝世之前，我履行承诺，六年来从来没有公布过以上我们这一段对话。如今，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数年；另一方面，有人说，布热津斯基先生曾主张过的观点，可能会重新成为现实战略选择。为此，对此做一介绍，以便理解当下的局势。值得强调，即使，布热津斯基有着上述主张。并且2014年美国危机后，布热津斯基观点有所变化。面对国际政局的总体恶化，与其说，布热津斯基依然秉持“民主共同体”之说，还不如说，在其晚年，他愈加突出和多次指出的是“中俄美三边合作”这一命题。我认为，布热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变化，就是一个值得阐述、也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是在全球变革的“再变革”中的一个小小的、但值得深思的侧面。

注：本演讲稿部份内容可见《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一书中的冯绍雷文稿部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