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途中，我迷失在一座黑暗的森林里。

——但丁《神曲》

因为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缺乏应有的尊严，而我又没有做好学术研究的准备，所以即使博士毕业，我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邂逅，从一开始就源于对自我的关注。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中国的“现代性”是如何产生的？现代的“个体”与“自我”以及现代的世界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里度过的。老师们不仅用知识照亮、温暖了我的生活，也用爱照亮、温暖了我的生活。我觉得世界上最纯粹的爱，就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爱与欣赏。他们给了我一个坚定的信念：人间有起码的公平。我出生在“大跃进”后农村极其残酷、贫困的年代，饥饿与匮乏伴随我的成长。 直到读了托洛茨基的《自传》，我才明白贝语网校，对很多人来说，幸福的童年不过是童话罢了：“人们通常以为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真是这样吗？不，只有少数人享受到了童年的幸福。理想化的童年，最早出现在特权阶级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那些享受着祖先的庇佑从而可贵的书香门第的人，衣食无忧，避风避浪，一生充满爱与关怀，生活充满乐趣，回首往事，犹如人生路途起点处一片阳光明媚的森林绿地。这些文学贵族或歌颂他们的平民，把这种纯粹贵族式的童年观奉为经典。相反，大多数人回首往事，只能看到黑暗、饥饿、自卑的童年。生活总是欺负弱者，谁又比孩子弱呢？”师爱，平衡了生活的阴郁、压迫、摧残和苦难。 直到我付出了身体崩溃的代价，我才意识到，在大学里，老师成了老板，老师剥削甚至坑害学生已经成为常态。老师“活埋”学生，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崩塌。随着身体的崩溃，我感受到了世界崩塌的感受。

王子进先生在《读书》杂志2010年第4期发表的《吕太后的更年期》一文，将吕太后晚年的“刚愎残忍”和行为反常归咎于“更年期综合征”。吕太后毒死了赵王如懿，把齐妃变成了“人猪”，还让“性情善良，性情柔弱”的儿子孝惠帝刘盈看守。孝惠帝斥责母亲的行为“非人道”，以坚决的态度与母亲和最高权力决裂。刘盈从根本上拒绝了这个非人道、残酷的世界：“我身为太后之子，决不能一统天下。” 他用血肉之躯的脆弱和不肯活下去的精神，对抗权力斗争的残酷理性：“感人猪猡之残忍，不愿长寿，寿命缩短。”改变人性的不是更年期，而是权力。权力使骨肉分离，兄弟自相残杀，母亲失去母性。李世民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另一位至高无上的女性武则天，为夺取皇位，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名著《中国人的品质》中指出，中国人不是缺乏智慧，而是缺乏品格和良知。在这个国家，我一直感到强烈的陌生感，长期“无法适应当地的气候”。

萧红曾说，女人的天低。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天从来都是低的。夏高阳先生在《王枣阳冤狱旁注》一文中，谴责“四人帮”不让犯人吃饱，故意让他们长期忍饥挨饿，在死亡边缘挣扎。夏高明先生以为这是对犯人的特殊“礼遇”，但其实，忍饥挨饿是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常态。高元宝先生说，当代中国离不开最关键的二字“贫穷”。也许，在大多数时间里，饥饿和匮乏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秦朝以来的中国就是一座大监狱。一个世纪前，蒂莫西·理查森在《中国人的品质》一书中写道：“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每天浪费的钱，足以让6000万亚洲人过上富裕的生活。” 在根据越南女性黎丽的传记改编的电影《天地》中，我震惊于亚洲的贫困与美国的富裕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体会到贫困对人性的摧残有多大。

受启蒙运动启发，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走向世界”、追求普世价值的理想主义时代。当时人们相信人类可以实现普遍的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的理想状态。“在您的照耀下，人们团结如兄弟。”席勒的《欢乐颂》将康德的启蒙哲学诗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音乐的形式歌颂光明、和谐的启蒙理想状态。然而，正如余华的小说《兄弟》所描述的那样，“人类解放”的结果却是兄弟的分离。启蒙运动后的时代是“没有兄弟之爱的世俗统治”。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等待我们的不是盛夏的百花齐放，而是寒冷、黑暗、暴戾的极夜。”

1989年我来北京读硕士的时候，就强烈地预感到我们的民族即将陷入可怕的深渊。我一直过着低调、纯粹的生活，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的一个师姐告诉我，钱理群教授说匡新年来是为了修身养性。然而，事与愿违，树欲静而风不止。特别是1999年我到清华大学工作之后，更是进入了风暴的中心。在繁重的劳作和毫无根据的猜疑、欺骗、操纵、打压和折磨之下，我的身体终于在2005年崩溃了。他们身上有太多的仇恨、阴谋、破坏、污蔑，身体的崩溃让我彻底回到了自我。身体的疼痛伴随着我，让我有了强烈的人间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天堂与地狱之间。

牛汉在《再会胡风》一文中写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旷新年，他曾问过胡风：“胡风先生，你的神经是不是要断了？”胡风异常自信地回答道：“我的神经粗如电缆，不管多大的风浪，也奈何不了我。”然而，胡风那根粗如电缆的神经，最终还是断了。在中国，生存需要勇气，需要坚强的神经。

在当今这个渣滓横行的时代，用张承志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贵人受辱，庸人自傲”，每一个善良人的良知都受到伤害和侮辱。按照老田的说法，我们从农村到城市的路程，就是不断被践踏、被侮辱的过程。孙志刚被打死时，李长平说：“我就是孙志刚！”我和李长平一样，强烈地感到自己和孙志刚、邓玉娇以及所有被践踏、被侮辱的人同呼吸、共命运。我把我的名字和他们的名字写在一起。我拒绝站在“大写历史”一边，永远站在“小写历史”一边。

我从上大学开始，对那些玩弄权术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心存疑虑和警惕。我痛恨他们的极端势利、迷信和对权力的依赖。没有一种生物像知识分子一样，喜欢控制、奴役和伤害自己的同类。当代知识分子天天批判的“四人帮”，除了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旷新年，其实都是他们的同类，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即使他们不是出生在上海，至少也在上海这个“先进文化”的熔炉里熔炼过。诗人周舵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造成的。”“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系统性的知识偏见和偏执。” 他的话语犹如山谷中回响的脚步声：“我坚定的立场是：除了人类本身——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其他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的目标。没有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种冷酷无情的主张就会趁机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就会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