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瑶族人听到父亲在讲课时经常背诵的两个代号，向国安局举报：查我父亲的身份。

2001年，传奇特工沉安娜女士应邀到某单位演讲，讲述党隐蔽战线的红色历史。 此前，由于在隐蔽战线上表现出色，她加入了国安局。 此时，她已经退休，享有副部级职务。

沉安娜的到来，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毕竟，在历史上，这位女士被称为“把蒋介石的脉搏的人”。 她在国民党高层中潜伏了十几年。 她留下的传奇远比电视剧更精彩。

但有趣的是，当她向大家讲述姐姐沉伊娜、姐夫舒日新等人在中央特警局的战斗岁月时，台下就有一个人特别激动，每次她提到姐姐和姐夫的代号时，这个人的表情波动很大，因为他的父亲经常说起这件事。

这位名叫姚群的江苏年轻人，在他这个年纪，无法参与那段历史，所以当时大家都没有关注，以为只是被那些年震撼了。

不过，见面后，姚群认为父亲的身份可能不简单，便回家找到父亲求证，然后将沉静与父亲的故事重述了一遍。

父亲听后大吃一惊，竟然说了这样的话：“没想到沉伊娜的妹妹还活着！如果能见到她就好了。”

姚群愈发觉得父亲的身份不寻常，于是联系沉安娜，让她查明父亲的身份。 于是在儿子的安排下，沉静和老人见了面。 两人坐直了身子，老人缓缓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故事一说完，沉静立马站了起来。 她兴奋地说：“兄弟，你的情报工作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线。”

随后，沉安娜立即向中央国安部报告了这一消息，老人掌握了中央特勤局的真实身份。 而这位老者，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那么问题来了，这位老人到底是谁呢？

——这位老人叫姚子健，191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徐舍镇。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的家庭很平凡，但他有一颗不甘平凡的心。

1929年小学毕业后，姚子健想去更广阔的天地，于是只身来到上海求学。 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吴淞四塘桥的国立劳动大学中学。

本来，他的挣扎是非常有效的。 只要他能够完成学业，他就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谁也没想到，学业还未完成，学校就在1931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停办。

后来，他转学到无锡私立锡中中学。 然而中途又发生了变故，他遭遇了淞沪抗战。 这再次影响了他。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离开学校，成为一名代课老师。

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残暴和国家灭亡的悲惨景象。 从那一刻起，他就立志为救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当时国民党一手制天，又该到哪里去寻找救国之道呢？ 他的运气并不是特别好。 他翻遍了书本，遍寻了乡野，还是没有找到出路。

无奈回到现实，他于1933年报考南京大石桥中央测地学校。这所学校是国民党总参谋部军事化学校。 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次才顺利毕业。

然而，尽管他完成了学业，但他仍然不看好国民党。 他看到的只是官僚主义和腐败，所以他根本不想融入国民党体系。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同学兼好友舒日新。 在与他的交流中，他意外得知对方是上海共产党党员，于是毫不掩饰自己加入该组织的决心。

舒日新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请求。 党组织审查了对方的简历后，认为他有打入国民党的潜质，于是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就这样，姚子健于1934年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他的入党经办人，卢子成告诉姚子健：接下来，他要闯入国民党参谋本部土地测量总局，必须利用工作机会，为我党收集军政情报。 姚子健当即答应，并表示一定会完成任务。

当年5月，姚子健按计划进入国民党测量总局。 当时，他的笔名是姚志刚，被分配到制图科第四股工作。 后来，为了更好地获取信息，他主动申请调往军用地图收发存储部门。

如果我们了解过赤水四渡的故事，就应该知道地图在当时我党的军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四渡赤水时，最重要的就是缴获的地图。

同样，姚子健也可以通过泄露地图来保证我军的便利，每次敌人要进行军事行动时都会调用地图。 因此，利用这个细节，姚子健也可以提前预判敌人的行动。

毫无疑问，姚子健为我们党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且，根据第二档案馆的记录，姚子健输送的情报都会经过舒日新的分析、整理，然后通过秘密广播电台输送到中央苏区。

那些日子里，姚子健靠着隐藏身份，周末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悠闲地漫步着，完成着信息的传递。 过程也很完美。

1937年七七事变后，舒日新被调出南京，姚子健也迎来了另一位联络官，此人叫熊先生。 在熊总的配合下，姚子健传递了大量的信息。

虽然具体数量和具体影响记载不多，但姚子健时任党委书记卢子成曾说：“他在敌营中搜集军事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突破包围圈做出了贡献。”镇压和长征的胜利。 。 多次对他的工作组织给予充分认可。”

1938年4月，姚子健接到熊先生通知，被派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 他又多了一个新的联系人，叫小凯。

工作四个月后，他被派往延安学习。 后来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也胜利了。 姚子健终于看到了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见证了伟大新中国的诞生。

眼看着自己以前的理想逐渐实现，他也离开了地下工作，在工部雷达局的各个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这就是姚子健的人生。 他确实可以称为伟大的地下工作者。

但有趣的是，直到退休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门。 他只知道他的老老板叫王学文，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他连“中央特科”都不熟悉。

正因为如此，在得知沉安娜讲述的故事后，他才知道自己也是中央特科的一员，而他最早接触的人舒日新的妻子，正是沉安娜的妹妹沉伊娜。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真的很小，一切似乎都形成了一个闭环。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故事的真相已经被揭开，但如果不是巧合，老人的传说很有可能就被掩盖了。 那么中央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为什么组织成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中央特别支部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27年5月，当时我们党经历了4月12日反革命政变，损失惨重。 于是，周恩来在武汉设立了特勤处。

这个部门包括四个单位，分别是保卫队、情报队、特务队和剿匪队，用来保护我党成员、提供情报、刺杀特务。 最后一个是致力于改造土匪型民间武装。

这个部门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但这三个月里，它有效地保护了我党的成员，掌握了大量的机密信息。

因此，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为了让同志们能够在上海继续生存，中央于1927年11月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央组织机构进行改变。

当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侦查、间谍、交通、文书等部门。 其中，特务是中央特勤局。

随后，在周恩来的决策下，中央特科正式诞生。 不过，早期，中央特科负责人有三人，分别是周恩来、向忠发和顾顺章。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向忠发、顾顺章消失了，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管理和领导。

据文献记载，中央特科包括四个科室，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科总务科。总务科称为党总管家，第一科科长是洪阳生。

——主要职责是设立机构、安排场地、救援安抚工作。

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其权力包罗万象，包括为领导租房、照顾领导家人的生活等。 才是真正的综合管理部门。

然后是二科信息科，科长是陈庚，主要职责有两个。

一是拔，即对国民党、外国租界巡逻所等一切能利用的人都煽动造反。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英。

还有一个职责是渗透，就是利用各种关系渗透到敌人的内心。 著名的有龙潭三杰，特务之王李克农也在其中。

第三节 行动科，主要职责是制裁。 早期负责人是顾顺章，担任行动队科长、队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红队。

根据当时的记录，红队后来改组为红色恐怖队。 它完成了许多任务，震慑了无数叛徒，还一度制造了该报所说的“东方最大的暗杀事件”。

第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职责也很简单。 它负责接收各方收集的情报，然后保持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它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这些部门的划分来看，姚子健应该是情报科的成员，他正在坚决执行闯入的任务。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组织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中央特科所经历的惨痛灾难。

事情发生在1931年4月，上述作战科长、红队队长顾顺章叛变。 在他的操作下，我党在上海的全体党员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名中央特支部负责人向忠发也被捕。

在如此绝境的情况下，上帝保佑我们党，中央特科人员及时发现了危险，并尽力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一消息。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销毁了所有机密文件，随后将整个党中央机构转移到了上海。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央特支部全体成员紧急投入行动。 其中，陈云、李克农、陈赓、聂荣臻、李强、刘鼎等人积极配合。 经过无数次的九死一生，他们终于完成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疏散。

然而，中央虽然被保住了，但随后引发了一系列恶性事件，其中有涉及反围剿和毛同志的，也有直接涉及中央特科的。

据档案记载，由于顾顺章的叛乱，李克农等重要成员被迫进入苏区。 上面提到的杨登英也被曝光，中央特科苦心经营的情报网络几乎被彻底摧毁。

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央特别部。 周恩来随后调往中央苏区，离开了中央特工部。 至此，中央特科迎来了新的领导，分别是陈云、潘汉年和康生。

据陈云回忆：我是特科科长，康生叫老大，潘汉年叫小凯（姚子健的联系人），我叫先生。 1932年，我到工会工作，康生接任。 康生走后，潘汉年执掌大权。

这一时期被称为后周恩来时期，也被认为是中央特科的衰落时期。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央特科不断遭到破坏，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重要的领导干部变成了更加重要的领导，中央特科也不再是曾经的传说了。

后来，中央特科经历了上海中央局的领导，领导也改为王世英。 然而，在国民党人的疯狂围捕下，中央特科没有活动的余地。

到1935年11月中央局的代号，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基本掌握了所有驻上海中央特委的名单。 学者认为，当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不过，在这里做出贡献的人们后来又创造了更大的事业，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结合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姚子健的经历。 为此，我们才会理解他当时的尴尬处境。

确实，他当年对情报科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当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央特科有一条铁律，就是大家要保持一条通讯线。

也就是说，如果A和B联系B，B只能联系C中央局的代号，A和C之间不会有任何关系。

毫无疑问，这是应对当年大变局的无奈选择，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存组织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当时不知道该组织的人不止姚子健一人。 还有比他更惨的成员。 他的名字叫陈阳山。

——他从1928年加入情报科，直到1935年情报科被撤销，但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单位。 直到1936年到达西安，他才知道自己是中央特支部的一员。

然而，尽管他们不明白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伟大，但党、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了解姚子健的传奇故事后，社会和政府给予了他最高的尊重和待遇。 当然，繁荣富强的中国也是对他行为最大的安慰。

2017年，已经100岁的姚子健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当英雄，简单来说，我们是为了革命留学之路，为了一种信仰，为了一种信仰，不计得失。”在监狱里，刮风下雨是家常便饭。”

2018年，103岁的姚子健结束了自己精彩的一生，他的去世代表着最后一位中央特工情报人员的离去。

当老人离开的时候，他似乎也带走了那个传奇的组织和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但他留下的却是共产党人救亡图存的奋斗信念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或许，像他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 他们不关心荣誉或金钱。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让子孙后代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让我们的国家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所以，我们子孙不能辜负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