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什么都没有改变吗？

众所周知，英国从选择性领土代表制（财产或地位代表）到普遍个人代表制的转变，是基于避免革命的目的，小步慢进地逐步实现的。 因此，TH·马歇尔将英国公民身份分为三个阶段（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和三种实现形式（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法国正试图以革命的形式实现“新”与“旧”的巨大决裂。 在“第三阶层就是一切”的革命热情下，实现个人政治平等是推翻威权主义、摧毁特权（基于身份）标志的关键。

也就是说，普选权在原则上得到承认，并通过革命一下子被带入政治领域。 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甚至期望立即实现英国花了三个世纪才逐渐实现的三项权利。

法国大革命产生的破坏力可以摧毁旧制度中的许多东西，但它并不是胜利者曾经欢呼的理性的胜利，也没有迅速建立起革命理想所期望的理性政府。

法国大革命未能有效地推陈出新。 这背后隐藏着大革命的一对根本矛盾——指导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于统一平等原则）与参与法国大革命的个人（基于追求个人自由自主）的矛盾之间。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纲领，卢梭的“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理论提出，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人民与其自己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契约。 社会契约的本质是全体人民主权，主张建立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等。

卢梭的政治图景是以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单一”概念而不是君主的观念为前提的。 基于革命的共识或以革命的名义表达个人诉求，人民可以共同推翻旧制度； 然而，the ()本身是一个“复数”名词，是大多数个体的集合。

法国大革命正式打破了旧制度的等级制度，以王权神授结束了国王的专制统治。 但它未能按照统一和平等两个原则改变千差万别的个体，更谈不上将它们有机地组织成一个整体； 相反，在《暴徒》的作者勒庞看来，大量革命人民陷入了“盲目”、“冲动”、“狂热”和“轻信”的群体行为，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

因此，无论是人民主权理想的提出，还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实践，都未能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如何以及由谁将不同的个体聚集到一个政治共同体中？ 这个问题的本质仍然是精英与平民的矛盾。

第二，全体人民的意志应当按照什么原则确定？ 共同意志（é générale，又译为普遍意志）与多数人意志的表达（“民众意志”）有何不同——这涉及到资产阶级革命者对“多数人暴政”的内在恐惧。

第三，如果共同意志能够对个人自由形成限制，那么追求平等统一的“人民主权”原则必然会与自由主义追求个人自治发生冲突——这是关乎平等和自由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 基本革命追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与统一原则与追求自由之间的矛盾有关。 这应该如何协调？

法国大革命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方面是各种革命理想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和内在张力，另一方面是肩负着实现革命理想任务的革命者的个人追求——两者的综合作用突然显现出来。使政治变得更加重要。 在领域内取得至高无上地位的个人（主要指第三阶层的个人）。

虽然他们普遍接受并且只能接受其合法性源自法国人民和法兰西民族共同意志的政权”（认同“大统一”原则），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理解甚至了解理性主义政治这些革命理想的背后。 文化。

相反，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是旧制度下的个人，带有深深的旧制度印记。 他们通过各种革命口号或目标留学之路，或直接以追求个人自由的名义表达自己的观点。 新制度的利益。

因此，建立理性政府的革命理想与表达革命（或利益）诉求的个人热情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甚至暴力和流血）和妥协，共同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这一背景导致法国“公民文化”和政治术语中几乎同时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概念，使得革命政治口号中的普遍公民权成为事实上的精英特权——选民资格需要满足严格的财产要求。 、性别、年龄、识字率等标准，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后者没有选举权，还有各种间接选举制度等等……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尽管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法国人民被赋予了革命权利和自由，但大革命的结果实际上是资本家才是公民权利的真正持有者。 一切公民权利的基本来源是财产权，而不是口号。 人们的性格。

这不仅让托克维尔在1852年感叹“什么都没有或几乎没有改变（自1789年革命以来）”，也让法国走上了不断革命的征程：法国人民想要实现革命理想，但革命本身是旧制度社会演化的结果，是与旧制度决裂的尝试。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存在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从过去遇到、给予和继承的。”

人民主权：未完成的民主

1789年法国大革命崇高而伟大的革命理想超越了阶级和社会等级。 经历了制宪会议、立法会议、雅各宾独裁、“热月政变”、摇摆督政府等，法国大革命又被“雾月政变”所取代。 最终的结果是“为欧洲大陆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宜环境”。 革命理想和革命结果似乎相差甚远。

但时至今日，这些革命理想、《人权宣言》的基本诉求，特别是法国人民对人民主权的想象，仍然是法国人民不断革命的理由，也是“黄背心”的合法性基础。 “ 移动。

这些理想、信条和赋予人民的想象力，反过来又成为法国大革命最持久、最实际的内容，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各种革命、复辟和政治变革，它们维护了人民的主权。以及平等和团结的原则。 共和传统已经渗透到法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结构中。

因此，我们发现了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几乎贯穿法国历史的一系列双重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追求统一原则、实现共同意志的理想与法国“分裂”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共同意志的背后是对“人民拥有最终权力”的认识针对大革命失败后急剧恶化的社会环境，但人民是谁？ 保皇派、共和派、自由派、保守派、社会主义者……来自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答案。

第二个矛盾是追求平等原则、保护普遍利益的理想与社会缺乏公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因为“财产是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和“人生而在权利上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都是《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但《宣言》人权论没有回答有产者和无产阶级如何平等实现自由，也没有解释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与实现普遍利益的关系。

1789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平等”只是基于道德，而非经济意义上的平等。 因此，阶级差异和阶级矛盾并没有因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减少。 相反，它们被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削弱。 强调。

1830年、1848年，特别是1871年，无产阶级从“自身的阶级”转变为“为自己的阶级”针对大革命失败后急剧恶化的社会环境，不同阶级之间和同一阶级内部的阶级冲突继续复杂化。 直到第五共和国通过全民投票产生，也经历了从左右对立到左右共治再到左右共治减少的变化。

如此充满多样性的法国近代史，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乌托邦理想相继破灭的过程，以及各种理想与现实碰撞、不同群体之间不断竞争与妥协的过程。

首先是“市场万能”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崩溃。

18世纪商业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市场观念，希望整个社会在市场体制下实行自我调节。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差距动摇了这个乌托邦的根基。 大多数法国人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而享有繁荣。 相反，19世纪末的法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都处于贫困之中。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神话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再次席卷法国，1960年代贫困人口逐步减少的趋势迅速扭转。 尽管在福利国家政策下，最贫困的人口并没有变得更穷，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脱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法国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稳定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渐瓦解，法国社会出现贫富分化。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2018年法国贫困报告显示，以家庭收入仅为国民收入中位数一半作为贫困家庭标准，贫困家庭数量在1960年代占12%，但在2017年增加至30%。

法国的贫困

如今，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是促使大量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参与“黄背心”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是“一人一票、票均等”的政治普选乌托邦的破坏。

法国人曾经认为，只要实现“一人一票、价值平等”的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就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独立拥有财产并获得安全保障。 然而，大众民主自然与精英政治发生冲突，“财产是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选举本身的作用被相对化、庸俗化。 法国大革命理想激发的民权斗争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些多样化的诉求被凝结为形式上的投票权平等，而各种制度设计确保了精英政治的本质不会改变。

因此，无论左翼或右翼政党候选人赢得选举，拥有投票权的公民都无法先验证明获胜者领导下的政策的合理性。 一些“黄背心”抗议者甚至提出“我们选出的代表投票做出了违背我们利益的决定”。

“黄背心”运动是一场“不分左右政治立场”的全国性街头抗议运动。 各种“超越左右”的诉求，其目的就是利用“精英与大众”的对立或者阶级的隐喻。 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共同反对法国现行的精英统治体系和政权、资本、媒体等机构权力。

“黄背心”运动

福利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再一次破灭了。

法国工会一度致力于争取政治权利，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福利政策贿赂了争取个人权利的革命精神。 二战后，法国开始建立全面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

虽然这一制度设计的目标是建立“统一、一致、平等”的制度体系，但实际上不同的福利制度是碎片化的，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 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各个“碎片化”制度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实现。 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甚至政治工具。

一方面，这种碎片化的福利体系削弱了传统大工会的力量，降低了不同行业工人形成共同利益团结机制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通过福利制度进行财富分配，反过来又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夸大了这种负激励效应，并将社会经济权利污蔑为“福利陷阱”或“福利奶酪”。

于是，法国精英将法国当前的债务危机归咎于社会福利负担过重，即对穷人的过度补贴； 而“黄背心”运动的参与者和其他法国中下层人士则大多将债务危机归咎于金融权力的扩张，即法国央行丧失了货币发行权，导致了债务危机的发生。法国政府的高额债务。

这种不同认识的背后，是法国社会精英与大众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是新自由主义初次分配制度的错吗？ 还是福利国家制度造成的？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答案正在撕裂法国社会。 此时人民的主权在哪里？ 在街头抗议者中，还是在民选政治官员和议会代表中？ 还是选举背后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

也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法国不断革命力图实现的人民主权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民主！

团结与平等：现实基础的瓦解

从1789年到2019年，人民主权始终是法国两百多年来未实现的革命理想和未完成的民主目标。 “黄背心”运动中提出的许多激进口号从不同角度否定了团结与平等两条原则，也表明这两条原则的真正基础正在松动和瓦解。

一是法国国家能力与金融资本跨国扩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持续激化，社会不公正和社会分化持续加剧。 20世纪70年代，包括法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停滞期，这些国家市场的资本回报率和盈利能力持续低迷。 结果是：

一方面，法国金融资本规模和势力迅速壮大并形成垄断，削弱了国家地位，确立了市场作为人民共同福利的创造者的地位。

另一方面，针对发达国家消费萎缩、资本收益率下降，跨国资本推动经济全球化，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普遍垄断。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扩大，法国陷入产业空心化、贫富分化等困境； 跨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逃脱了包括法国政府在内的许多政府的监管，甚至“拥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力量”。 每个成员都受自己的‘法律’（业务规则）约束。”

这种跨国资本力量对国家能力的制约，加剧了主权国家权力追求与金融资本跨国扩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中下层民众对国家提供保障或援助的需求因“下中产”而不断扩大，而国家的能力则因生产环节的迁移和资本势力的扩张而萎缩； 而且，国家政策的制定是由精英政治控制的。 “减少穷人福利、给富人减税”的“掠夺穷人、给予富人”的做法越来越多地被采用。

当法国公民将政策制定视为不同人应用不同规则的问题时，不平等感尤其强烈。 这种不平等感正在将法国社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感到被剥夺和不公平，因共同的愤怒而团结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则感到被剥夺和不公平，并因共同的愤怒而团结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则感到被剥夺和不公平，并因共同的愤怒而团结在一起。 以及日益富有的精英，因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 成为一体。

这促使前者走上街头，成为基于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抵抗精神的“黄背心”运动的一员。 “黄背心”运动与法国现有政党、议员、工会等没有直接联系，这证实了它是针对后者的全国性抗议运动，正在改变日益不平衡的劳资关系、加剧社会分化，被掩盖已久的阶级话语再次被搬上政治舞台。

法国民主口号

其次，法国的代议制民主和左右传统政党政治面临信任危机。 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政治制度与街头政治之间的矛盾激化到可能引发法国宪政危机的程度。

基于法国共和传统，坚持人民主权原则被视为现代政治秩序和代议制民主的必要组织原则。 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一原则却被不断弱化：经济全球化的扩大、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法律作用的加强、非选举监管机构权力的扩大、宪法委员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上述事态发展和变化，共同损害了人民主权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意志和普遍利益的既定目标和实现方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法国民众对左翼和右翼传统政党都表示失望。 自诩为“不左也不右”的政坛新人的马克龙，打破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几十年来左翼和右翼建制派政党轮流执政的传统，赢得了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

如果说马克龙当选是法国精英政治利用“超越左右”的民众诉求和大众民主机制进行精英内部竞争的结果，那么“黄背心”运动则表明精英政治利用了民意，但并没有真正解决舆论背后的矛盾和矛盾。 需要。

“黄背心”运动全面质疑法国现政权和整个治理结构，并明确指出代议制民主和其他制度性权力的虚伪性。 但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仍然没有超出代议制民主的范围。 缺乏明确的方向，也没有通过现有或其他革命政治手段实现诉求的路线图。

然而，该运动的持续发展可能引发法国新一轮宪政危机。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兰西第六共和国”正成为法国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法国追求统一和平等的现实基础正趋于瓦解，但1789年的革命理想仍在指引法国人民继续革命，法国人民的人民主权梦想仍是未完成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似乎仍然遥不可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坚实的土地真的存在吗，还是我们的命运注定永远与大海搏斗？”

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