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秋前“9·21”的全城大堵车到国庆后的“黑色星期一”，堵车已成为深圳上班族最头痛的事情，本报也连续三天对交通拥堵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本报的调查显示：车辆猛增、占道施工和规划滞后是深圳交通拥堵的三大主因。虽然病因很明确，但三大问题哪一样都不是能立即解决的，也都没有药到病除的办法，在拥堵成为深圳交通常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拥堵，用怎样的思维去解决拥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作为交通参与者，其实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在早晚交通高峰期道路拥堵已是一种常态，拥堵也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在最近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因为一些偶发性的原因导致某些路段的拥堵演变成全城大塞车。所以，对交通拥堵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交通拥堵时代，在现阶段交通拥堵是难以彻底解决的，曾经的畅顺时代只能是美好的记忆了，重新回去已不可能。我们必须看到，即使把马路拓得再宽，立交桥修得再多，也跟不上车辆增加速度，我们已经过了用工程性办法解决交通问题的时代了，我们必须要承认像布吉关、梅林关这样的交通拥堵点目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所以，我们在制定公共交通政策时，不能再以彻底解决交通拥堵为目的，而是应该以把保障大多数人顺利出行为目的。

能保障大多数人顺利出行的唯一办法就是建设覆盖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事实上巴黎、伦敦、东京这些曾经的“国际堵城”，治堵的办法也是大力发展公交，在东京，95％以上的上班族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深圳要“治堵”也必须在发展公交上下足功夫。首先，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公交优先的原则，用刚性的法律确保公交车道不被占用，确保公交车专用道形成完善网络，不能像在有些路段，道路宽敞的时候有公交车专用道，在道路狭窄的时候公交车道突然没有了。其实，往往在最狭窄，最容易拥堵的路段我们才最需要公交车专用，只有这些道路的短板解决了，公交车的效率才能提高，虽然在狭窄的道路设置公交车道，可能会导致私家车的拥堵，但从交通道德上看，私家车往往只有司机一个人，人均道路占用率比公交车大数十倍，它就应该无条件为公交车让道。

其次，一个完善的公交体系，还应该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设置公交线路的时候，往往强调的都是对主干道的覆盖，城市公交网络建设不仅与现在房地产开发速度不匹配，而且许多小街道也不通公交，这就迫使许多人不得不购买汽车，用私家车去弥补城市公交覆盖不足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它们除了四通八达的城市干线公交外，短途接驳公交的覆盖都非常稠密，从任何一个地方到公交站的步行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当然，要解决汽车围城的问题，要做到道路拥而不堵，车多而有序，培育良好的汽车文明也是很关键的一环。我们作为第一代进入汽车时代的公民，许多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我们的汽车文明才刚刚起步，很多时候随意变道、抢道、挤占公交车道等不文明的驾驶行为都会让拥堵火上浇油，把拥堵变成堵塞。现在，该是政府在培育汽车文明上承担起责任的时候了，虽然一个城市的驾驶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但一个驾驶员每个新变化都会对城市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产生影响，在香港、在澳洲驾驶员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都会大油门快起步通过，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自觉动作，却能使道路的通行效率提高50％以上；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的研究也显示，在路口车辆随意变道至少会使道路通行效率降低25％以上。

其实，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在硬件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更多的是体现在软件上，在交通理念和交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上。与东京、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相比，如果单看每一条路我们都不会比人家差，但一看整体的道路交通系统我们差距马上就显示出来了，我们追求的是大马路，而人家讲究的是稠密道路系统，大马路一旦出现一个交通拥堵点马上就会对整条路产生影响，而稠密的路网则可以很好地释放这些缓冲。当然，在国外对交通的管理更多地是体现在细节上，巴黎的每一个公交站的位置，每一个路口，每一条车道的使用，都会有专门的设计，专门的评估，并不断地优化；在纽约进出曼哈顿的咽喉要道林肯隧道，可以随时根据车流调整车道放行方向。在深圳，不要说这样灵活的交通疏导手段，甚至许多道路的指示标识系统都存在问题，或是被阻挡、或是设置位置不对、或是标识不清，这种对陌生人不友好的标识系统，无形中也损耗了道路通行效率。

城市交通确实是个世界性难题，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进入交通拥堵时代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城市管理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站在怎样的立场去解决它，无论怎样，让市民开心上班、方便回家是城市管理者应尽的职责，也是考量城市宜居指标的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