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典汉译的译场组织

2005年08月15日06:56光明网

雨山

隋之前的佛经翻译，并没有像玄奘、义净、天息灾那样译经程序非常明晰且完备的译场。不过在译经过程中最主要的司专职的主持均已有之。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翻译时期：一是肇自晋朝，下至宋元，而以隋唐为中心的翻

译泰国佛经期；一是源于明朝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对天主教和西方天文、数学等实学的翻译，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中叶的西学东渐，乃至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热时期。以时间论，佛典汉译跨越了一千余年的时光，但是翻译出了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少见的这么广袤的典籍。而这种典籍的起初因为种种缘由，大都损毁亡佚，因而这种佛典完全是借助译本留传至今的，这在世界上似乎也是绝无仅有的风波吧！

我国最早的译经活动，去除至今尚无定论的、汉明帝乐安年中（5875年）摄摩腾、竺法兰所译的《四十二章经》之外，有确谨记载的当属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安息和尚安世高所译的《明度五十校记经》。当时禅宗传入中国不久，佛经的翻译也只限于来华胡僧就能背诵的及随身携带的经卷。带来哪些就翻译哪些，所谓“所持来经，遇而便出”，中国佛教学者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翻译也都是小规模的，少数几个人的事情。佛典汉译所使用的术语，也大都是从当时学术界通用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借来的。这时的佛典汉译尚属草创时期，而这些情况仍然延续到元朝。到了南北朝时期，因为政府的扶植，译经成为了国家的大事，政府经常拨付一笔数量相当的货款来支持此项活动。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东晋南北朝道教史》一书手指出：“在道安曾经，译经恒为私人事业。及道教势力扩张后，帝王吃斋，译经遂多为官府承办。鸠摩罗什译经由姚兴主持，并于译《大品》新经时，姚天王且亲自校雠。”皇上都躬亲出席著述工作，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对译经事业的注重程度。姚兴为了表示对佛法译经的推崇，在长安逍遥园建了西明阁，规模宏大，专门为罗什译经之用。在这之前，译场只是设在庙宇或其他适当地方的临时机构，并没有固定的场所。另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乐安寺的译场也是异常壮丽的。

隋唐以降，积几百年翻译经验后，更因为国家对译经的注重，佛典汉译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译经制度与译场组织也逐步完备上去了。隋炀帝为彦琮在东都咸阳上林园设置了翻译馆，以“搜举翅秀，永镇传法”，这是我国道教专门译场的显学。唐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筹建了翻经院，玄奘的译场跟他之前的罗什、真谛、求那跋陀罗的译场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玄奘本人精通梵汉两种文字，且熟习道教教义，所以他不再像先前的外国译主那样，必须得依赖中国助手能够译得比较畅达。唐中宗时，又为义净于大荐福寺设置翻经院。宋太宗时，为迦湿弥罗来的天息灾等在太平兴国寺筹建了译经院，由三堂组成：中堂为译经堂，东为润文堂，西为正义堂。

下边就隋之前及以后的译经情况，来分别聊聊佛典汉译的译经制度和译场组织。

隋之前译经的最突出特征是翻译时译经与讲经同步进行。据僧睿《大品经序》记载：“鸠摩罗什牧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文辩交旨。”当时出席翻译工作的僧众人数，实在无法统计，如慧观《法华宗要略》：“有外国牧师鸠摩罗什，……秦弘始八年（406）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译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讲经、讨论、释疑的过程。这就促使译场弄成了学府，译主弄成了导师。译主除了要译经，并且还要往前来听新出经的信众论述经中的蕴奥，发挥其中的精微，不是此中的宿学，实在无法胜任。为啥汤用彤先生感叹道：“古昔中国译经之巨擘，必须先即为禅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精髓之于唯识，玄奘之于兴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盖古人之译经也，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所谓译场之助手，均实听受义理之弟子。”译讲同施的形式实际上是美国禅宗的传统在中国的延续，在美国讲经法会兴起质询辩难，牧师藉问答辩论，引导观众进一步了解经义。

隋之前的佛经翻译，并没有像玄奘、义净、天息灾那样译经程序非常明晰且完备的译场。不过在译经过程中最主要的司专职的主持均已有之。我们可以大约晓得译场的程序为：先由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译主用外文读出原经，再口译为汉语。由一充当笔受的弟子一一记录出来，之后再校订。假如译主为不甚通汉语的胡僧的话，那就得降低梵语的笔受即书字和度语的职位。“度语”一职筹建甚早，《高僧传》卷译“支谶传”云：“（竺佛朔）以光和二年（179）于徐州出般若三昧，谶为传闻。”这里的“传言”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度语”。据《宋比丘尼传》卷三“论”载，度语所掌之职应该是：“传度转令生解”。为此，在不懂汉语的译主的译场中，真正与翻译有关的职位是度语。

据《阿毗达摩俱舍论序》记载，精髓于陈天嘉四年（563）译此经时的情形是：“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需度语。但梵音所目，于义易彰，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倾覆诚恳，乃得相应。慧恺谨即事奉，随定随书，日夜相系，不懈晷刻。”如果译主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话，度语一职实无必要。除了是精髓的译场，罗什、玄奘的译场中也均无此职。一经译完以后，当仔细著述后始成定本，刻印留传。当时的著述工作是极为负责任的。至此对隋原先的译经方法，可推知个大约：先由译主诠释所译之藏文，假如译主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话，即可用英文讲解，之后口译成汉语。如果不懂英文，则由度语进行翻译。竺朔佛译《般舟三昧经》时，支娄迦谶负责传语，这是最早的一例。此例一开，西僧虽然不学汉语也能在中土讲经，华人亦借着讲经的法会而译出完整的佛典。之后由在场的僧众“循环辩释”，等到“得相应”———诸僧众均无异议以后，再由笔受写定。僧众的口供，便成为了此部新出经论的注疏。这是译经过程中的“副产品”。译完的经论经反复著述以后，始成定本，遂得以留传。纂修工作初由通华文的主译或传语负责，后来另归专人，译文的用字在检校时才作最后决定。诸如洛阳伽蓝记翻译，佛陀跋陀罗纂修《华严经》费时一年半，鸠摩罗什译出《禅经》六年后又将该经检校一次。

隋唐至明朝，因为政府的注重，道教的译经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每译一经均要经过极严格的译经制度。隋唐以降的译场跟这曾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废不仅既译经又讲经的译场，“译场”名副虽然地真正成为了专事翻译的场所。如据《慈恩传》卷六记载，玄奘的译场不过二十余人。将并未步入翻译过程的讲经分离出去，是有利于整个译经工作的。

《宋比丘尼传》将古代译经组织分为十部，现略释如下：

译主。

这是翻译的核心人物，宣读藏文原文。译主常常是对所译精典在禅学功底上最有权威的人士，但并不一定与翻译所牵涉到的语言活动有关。而且她们大都是不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俄罗斯、西域僧侣，有兼通两种语言的，也有不懂汉语的。

笔受。

这是将藏文的意义通过译主的讲解后转写成汉语的工作。笔受必需要精通梵汉两种文字，这实际上是笔译的工作。

度语。

只有在译主不懂汉语的情况下才设此职，以使译主所宣讲的藏文，让其他参译者均能透彻地感悟。度语实际上是“舌人”———口译的工作。

证梵本。

这是检测所译的经文是否跟藏文原文一致的职务。实际上是将译成英文的经文再翻回成藏文，跟原文进行比较。

润文。

这是加工润色的工作，使译出的经文在意思不变的情况下，文体一致，因而使译文愈发优雅、庄重。

证义。

佛典汉译的重要性虽然不只是在词汇、文体诸方面，更重要的是宗教义理是否正确。此职因事关重大，通常由多人充之。

梵呗。

这是在译经开始前后的道教典礼，借此来整顿译场人员之仪表和内心，并启发她们生护法之慈善心。这在宗教翻译中特别重要。

纂修。

这是从英文文字学的角度对所译的经文进行的著述工作。通常由中学大师兼任。

监护重臣。

通常由朝内官员充任。这实际上是征得官方承认的一种形式，是名誉上的监护。

证字。

并特别设的职位，玄应曾兼任过此职。主要是负责汉语里的冷僻、异体字的甄选。

宋代译场中职位的名称，通常说来大致这么。不过在各个译场之中又不完全一样，似乎多少有些不同。但从中我们早已可以看出唐代译场中的译经制度之建立了。为啥现代学者张建木先生将《瑜伽师地论》的梵语抄本跟玄奘的译本对勘后感叹道，“就五体投地地敬佩汉译本是这么严谨，近代翻译少有赶得上的”了。有这么严密的译场组织，又有玄奘这样的翻译大师，千余卷传世的经论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清代译经院的设置，比宋代更为完备，只是因为没有玄奘那样的译经大师，所以成绩不如元代。但对唐代译经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洛阳伽蓝记翻译，无疑对昨天的翻译工作仍有启发和帮助。《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天息灾译经典礼，提到了唐代的译场组织，分为九部，情况如下：

译主。

正坐，面外，宣传藏文。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藏文。

证文。

坐其右，听译主高读藏文，以验差误。

书字梵学僧。

审听藏文书武侯字，犹是梵音。

笔受。

翻梵音武侯言。（纥哩第野再翻为心，素怛览翻为经。）

缀文。

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刊定。刊削容场，定取句义。

润文。

官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

此九部之中颇值得一提的是“参译”一职，这跟古代译场中的“证梵本”大抵相当，亦称要求参译者将译成英文的经文再反过来译成藏文，看跟原文在意思上和语言上有无差异。假如不能还原成原文，那就说明翻译出了毛病。诚如《续比丘尼传》卷四“玄奘传”中所记载的那样：“初从梵文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之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宋代译经事业到了仁宗景祐四年（1037），因为译场停顿，遂失利。其间，译经院也改成了传法庭，其重点已从“译经”转到了“传法”上。这以后，因为种种缘由，佛典汉译逐渐式微了，元清代三代其实也有译经，但那是根本无法跟唐宋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我国古时佛经译场的形式，可以尚且以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译经与讲经同时进行的，这些方式少则成千人，多则几百人，但是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持译经的译主进行辩论。因为组织松散、混乱，而对译经自身的帮助实际上并不大。后期乃是译经与讲经分了家，由译讲同施的动辄百人大译场演化到了由少数专家组成的小译场。由于译讲同施的方式早已过了时，道教的话语系统已即将产生，不须要过多的解释了。据悉，高效、精简的小译场也可以防止许多无谓的干扰。将未步入翻译过程的讲经分离出去，因而促使整个译经工作分工严格，而且组织严密、紧凑、高效。译经三百卷的鸠摩罗什有助手三千，而译经千余卷的玄奘，助手仅有二十五人，但各具专长并且职责分明，颇似明日的研究所或编译馆，是一种紧密的有序组织。但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译经的程序大致是根据传语、笔受、证义诸步骤进行的，只是前期狭小，后期愈发完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