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圣经》翻译史就是西方文明和文化传播史的一个侧面，人们对《圣经》翻译的理智认识是人类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从斐洛·尤迪厄斯（）、奥古斯丁（）、哲罗姆（），到马丁·路德（），西方初期《圣经》翻译经历了数个里程碑式的阶段，形成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译本，也经历了数次重要的翻译思想转变：从最早的专注《圣经》文本，指出上帝的感召，到关注《圣经》翻译作为与文学翻译相对的存在，再到认识《圣经》翻译的宗教功能与文学功能的共存。古时西方《圣经》翻译思想呈现出了宗教凡俗化的萌芽，发生了由忠于上帝转向服务教徒、由专注宗教伦理传播转向兼具审美需求的变化。

关键词：《圣经》；西方；翻译思想；演化

0.序言

以《圣经》为重要载体的古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文明源头之一，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都形成了重要影响。《圣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典，也是世界上译成语言最多、译本最多、出版发行量最大的精典之作。自《圣经》成书以来，就不断地被阐明、翻译和朗诵，《圣经》翻译史就是西方文明和文化传播史的一个侧面，人们对《圣经》翻译的认识是人类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因此，了解《圣经》翻译思想的演变，是翻译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圣经》翻译史宏大而持久，从公元前2世纪直至现今，2200多年来，人们对《圣经》的翻译未曾停息。《圣经》翻译首先由希伯来文译成意大利文，再译成拉丁文，又进一步译成意大利的英语、法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从而译成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各类文字译本都经过译经家们反复不断地更改、讨论直到定稿。应当说，《圣经》翻译是人类有史以来规范性最强、讨论最多的翻译活动。直至明天，人们对《圣经》翻译的讨论和思索还在继续。西方初期的《圣经》翻译经历了数个里程碑式的阶段，形成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译本。从公元前3世纪的《七十子法国文本》（，又称圣经新约希腊文译本），到中世纪的《通俗拉丁文本新约》（）和法国各民族语言的译本（如古德语译本、古英语译本），再到16世纪宗教变革运动时期的译本（如马丁·路德译本），也经历了众多重要翻译思想的转变。

1.指出神的感召，专注《圣经》本义

古埃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来源。唐代西方的翻译活动也因而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古埃及精典的传播，另一类是对希伯来《圣经》的翻译。相应地，唐代西方形成了两类翻译思想：一类是围绕法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翻译展开讨论的文学和演说类作品翻译思想；另一类是围绕《圣经》翻译展开讨论的宗教翻译思想。这两类翻译彼此平行，译经家和文学翻译家各自实践，分别讨论，她们的翻译思想未形成交集。

通常觉得，西方《圣经》翻译大概源于公元前3世纪，《七十子法国文本》是希伯来语《圣经》最早的译本。据传，《圣经·旧约》中律法书部份（也就是五经，即《旧约》的前五卷），是由72位犹太学者应土耳其国王托勒密二世（II）之请，于公元前250年在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其余部份至公元前150年完成，后也称全译本为“七十子文本”或“七十贤士译本”（任继愈1998：604）。该本《圣经》在亚历山大城翻译，供当地不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使用，故又名“亚历山大本”。在《新约》未成典之前，《七十子法国文本》是教会馆尊崇的经文，它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可以说，它是教会在最初期通行的译本，初期教会的思想和所用的语言，仍然遭到这个译本的影响（骆振芳2001：42）。《七十子法国文本》获得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共同承认，被视为权威本《圣经》。从此，《圣经》翻译就基本确立了严格忠实于文本、力求译文和原文相符的译音原则。翻译者必须严格根据原文含意，慎重选择字眼，不能随意删掉、加添或更改经文意思。

斐洛是唐代西方《圣经》翻译译音派的一位代表。斐洛是精通意大利语的犹太哲学家，他是第一个尝试将犹太神学“信仰”和法国哲学“理性”相结合的学者，他的哲学观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斐洛是一位犹太信徒，但他被广泛觉得是基督教神学历史的开端。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他的划时代贡献在于用柏拉图哲学诠释《圣经》神学（车桂1998）。斐洛是最早即将发表有关《圣经》翻译阐述的神学家。他在《摩西生平》（TheLifeofMoses）一书的《七十子西班牙译本的诞生》（Theofthe）中讨论了对《圣经》翻译的要求：《圣经》翻译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神的感召”（2004：13），只有虔敬的信徒才有资格翻译《圣经》，只能采用字字对应的译音，保留原文的方式，不容许任何增删改移。在斐洛看来，《圣经》译者须为享有最高威望的希伯来人，受过良好的法国教育，对西班牙语的精通程度达到其对本族语的精通程度，须对作为上帝律法的《圣经》有一颗诚挚热切的心，以崇敬之心态来听写下“上帝的声音”。传递上帝声音的人要至诚至真，必须是这些远离俗世、过着宗教生活的人，也就是虔敬的信徒，在祈祷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以字字相应的方法来翻译《圣经》。斐洛指出，《圣经》译者应该被看作是神秘的先知或祭司，要以最单纯的心灵在圣灵的引导下进行翻译（同上：14）。斐洛的神秘主义“感召”论在《圣经》翻译史上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三百多年以后神学家哲罗姆和奥古斯丁才将之进行了修正。

斐洛对《圣经》翻译的阐述与古时西方翻译理论的另一个流派——大约同时期的文学翻译“意译”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马库斯·西塞罗（T.）是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他分辨了“作为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后者指重视字词对应的翻译，前者指追求译文对目标读者所形成的疗效的翻译。西塞罗推崇创造性的自由翻译，反对逐词死译，觉得译者在翻译时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抒发外来作品的内容拉丁文在线翻译，以吸引读者、打动观众，“没有必要采取词词对应转换的方法，而应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不应像数钱一样把原文成语一个一个数给读者，而应依照原文的重量付给读者价格”（2014：9）。西塞罗的翻译思想“明确标识一种文艺美学观”（黄振定1998：51），他所关注的主题成为后来人们阐述翻译的重要论题。昆图斯·弗拉库斯（H.）是古罗马知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其《诗艺》在西方文论史上抢占着重要的地位。他在该书中探讨了其翻译思想，赞同灵活翻译以达成忠实，反对为了忠实而进行字词对应的死译（谭载喜2004：21）。贺拉斯觉得忠实于原文作者如同一个迷人的“坑”，译者容易掉进这个“坑”里，既未能施展四肢也难以自拔（2014：15）。真正的忠实不是忠实于原作的方式，而是以目标语读者为尺度来表现原文的内容，只要才能满足信息的沟通和传递，即使将“特洛伊故事改编为一幕幕话剧表表演来，也要好过你自己给世人讲一个新的故事”（同上）。昆体良（F.）也是这一时期西方重要的翻译思想家，他的翻译思想继承了西塞罗的传统，主张创造性的翻译。他觉得译者可以用最好的词汇和词组来抒发原文的意思，“可以给原文思想加上演说者的力量，补上被省略的东西，使原先松散繁杂的结构显得紧凑”，由于翻译“不是单纯的解释，而是努力在抒发同一思想时与原作的竞争和搏斗”（同上：19）。在昆体良看来，简与繁各有魅力，修辞性的抒发和朴素的抒发也各有其美，直截了当和修饰变化均各得其所，即使是语言差别致使翻译未能获得比原文更好或则等同的疗效，也不排除能通过努力使之获得接近原作疗效的可能性（同上：20）。

不难看出，斐洛的《圣经》翻译思想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等的翻译思想截然不同，后者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秉持忠实，赞同译音，前者指出译本疗效，不指出忠实，赞同译音。但实际上这两派思想互不相干，并不彼此否定，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译音和译音并行不悖。缘由在于斐洛只关注《圣经》翻译，他的译音论只针对《圣经》翻译而言，他根本没有关注以修辞、演说为特色的文学翻译。与其宗教神性至上的观点相呼应，斐洛要求翻译只能秉持原文旨意，不能变通与创造。他觉得的“在上帝和世界与人之间须要中介”（赵敦华1994：73），普通人不能直接感知上帝，更不能剖析上帝意旨，只有信奉上帝，对上帝极为崇敬，获得上帝感召的人才有资格在虔敬的祈祷中与上帝交流，这种神学思想是斐洛翻译思想的基础所在。

2.兼具神性与凡俗，关注译文可读性

中世纪是西方各国封建制度完善和民族国家产生的时期，也是基督教文化逐渐传播推广而成为西方文明重要支柱的时期。一方面，通过《圣经》的翻译传播，基督教文化与法国文化、罗马文化和亚述文化发生融合；另一方面，通过神学家的探求和诠释，基督教教义逐渐理论化，产生了“信仰”加“理性”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从公元2世纪到公元5世纪，基督教诞生了众多知名的护教神学家，如法国护教士查士丁（）、塔堤安（）、阿萨纳戈拉斯（）、提奥菲勒（）、伊里亲乌（）、希波利特（），拉丁护教士德尔图良（）、菲力克斯（Felix）、阿诺毕乌斯（）、拉克坦提乌斯（）等，以及多位杰出的神学“教父”，如圣安布罗斯（St.）、圣哲罗姆、圣奥古斯丁、圣本尼狄克（St.of）。她们宣传基督教信仰，对基督教信条进行哲学解释，使其日渐系统化。在与外部力量的混战中，基督教内部也形成了各类不同的思想力量，她们党争不断，由此加深了基督教的自我认识。在不同的宗教学说背景下，《圣经》翻译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世纪之前，西方《圣经》翻译由斐洛的“字字对应”和“神的感召”之说一统天下。斐洛的译音思想深受尊崇，七十子西班牙译本被奉为显学，译者需有“上帝的感召”，翻译中只可字字相传，不可稍有创造。唐代晚期，“字字对应”的《七十子埃及文本》无法满足拉丁语传教的须要，神学家们必须译出拉丁语《圣经》，探求新的翻译和传播路径。作为这一时期哲学的集大成者，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也是知名的《圣经》翻译理论家，她们关于《圣经》翻译的阐述就是中世纪《圣经》翻译思想的代表性彰显。

奥古斯丁本人并没有从事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他按照自己的神学思想和校订拉丁文《圣经》译本的经验，对《圣经》翻译提出过非常重要的观点。奥古斯丁对翻译的理解以维护基督教义的神圣性为前提，他主要在《论基督教育》、几篇有关《圣经》中《诗篇》的演绎以及两封书信中对翻译进行过阐述。他的《圣经》翻译思想大致包括：（1）译者必须通晓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材料，具有一定的著述能力；（2）翻译中必须重视“朴素”“典雅”“庄严”的风格，风格的选用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3）翻译中必须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4）翻译应立足于以词为翻译的基本单位；（5）译者必须有“上帝的感召”（谭载喜2004：28-31）。奥古斯丁坚持“我信仰，故我理解”的基本立场，觉得信仰为理智打开理智凭自身难以步入的领域，帮助理智理解这些凭自身难以理解的对象，他觉得“除非你相信，否则你将不会理解”“心灵由相信从而理解”（赵敦华1994：144）。基于这一立场，奥古斯丁继承了斐洛的《圣经》翻译必须借助“上帝的感召”这一观点，赞成译者假如没有信仰在先、无法获得“上帝的感召”，这么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圣经》，更不可能翻译好《圣经》。出于对受众的考虑，奥古斯丁也注重译文要便于理解。他说“对上帝的信仰帮助一个人理解得更多。……因为信仰来自倾听，聆听得自基督的布道，人们若不理解布道者的语言，何以才能相信他的信仰呢？”（同上）。

奥古斯丁似乎觉得凡俗语言是有缺陷的，《圣经》背后那上帝的永恒智慧未能通过人类凡俗的语言完整呈现下来，但他很注重通过《圣经》翻译让万民紧靠神；“就拿《圣经》来说，它作为人的意志这些可怕癌症的医治方子，最初是用同一种语言写的，使它能在适当的时侯传播到整个世界，但后来被译成各类各样的语言，传播到四面八方，万民都晓得的救人方子。人通读它，就是要找出这些作者的思想意志，并通过它们找到神的意旨”（奥古斯丁2004：47）。因此奥古斯丁指出获得了“上帝的感召”的《圣经》译者对凡俗语言的掌握，主张译者在翻译时需尽可能填补自身在语言上的缺陷。他推崇“朴素”“典雅”“庄严”的译语风格，其中，“庄严”是为了维护上帝圣言的神圣性；“典雅”是对于语言美感的要求；“朴素”则是对读者的关照。

奥古斯丁承继了斐洛的观点，完全倾向于译音，“要求翻译立足于作为基本单位的词句，掌握符号方式与实际内容的关系，以确认和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内容为根本”（黄振定1998：57）。他注意到了读者需求的差别，指出依据读者需求调整翻译风格，其对翻译问题的思索早已从翻译方式扩及译者和读者。奥古斯丁的翻译思索是其神学思想在翻译中的显露。他的翻译阐述中蕴涵着他对信仰与理解的观点，涉及怎样获得上帝的感召，怎么甩掉民众日常语言的局限，以及怎样向信众呈现出上帝的启示、让民众紧靠上帝等神学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斐洛和奥古斯丁为代表所指出的“上帝的感召”是神圣而不可企及的，译者传递上帝的声音仍需依靠具有缺陷的普通民众的语言，奥古斯丁似乎也坚持译者必需要有“上帝的感召”，但也意识到了上帝圣言的完美性与凡俗语言的缺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其实奥古斯丁坚持译音，但在他眼中，“《圣经》的原文及其各类不同的译本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它们都只是寻求上帝意旨的途径。原作并非神圣不可侵害，占有至高无上地位永远只能是上帝的智慧”（方仪力2013：158）。他赞同以朴实的语言让《圣经》走向民众，这是从观念上对宗教性与凡俗性之间矛盾的一种调谐，而与奥古斯丁同时期的哲罗姆则是从翻译实践上将宗教神圣性迈向凡俗民众的神学思想彰显了下来。

哲罗姆是西方历史上知名的神学家，被誉为“古代西方教会中最伟大的学者”（华尔克2005：278）。哲罗姆以研究和翻译《圣经》闻名，他对基督教世界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圣经》进行了校订和翻译。先前，他按照七十子西班牙译本，将《旧约》从西班牙文译成拉丁文，后来他觉得七十子西班牙译本并非最好的蓝本，于是又按照希伯来原文，并参考当时已有的拉丁文译本，重新进行了翻译，《新约》部分则参照了古拉丁文本，由意大利原文进行改译（谢雪如1984：27）。哲罗姆主译的《圣经》被称为浅显拉丁文本《圣经》，该本“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并在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文本”（谭载喜2004：25），直至明日该译本仍为罗马天主教会馆重用。与往年的翻译思想家相比，哲罗姆所发表的有关翻译的言论除了在数目上超过了前人，他对翻译问题的复杂性也洞悉得愈发深入。他将译音和译音看成是一种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觉得它们分别适应于不同类型的翻译，还分辨了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觉得二者有不同的使命，有不同的原则和技巧，文学翻译应多采用译音，而《圣经》翻译则应以译音为主。哲罗姆“继承了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观点，但阐明了她们没有意识到的双语之间、内容与方式及忠实与创造之间的矛盾”（黄振定1998：55），他的阐述代表西方翻译界初步显示出了对不同文体翻译具有不同矛盾的剖析。

哲罗姆对《圣经》翻译有着非常严谨的心态，他做了大量细致的译前打算工作，对比了许多译本，做了希伯来语人名和地名的专题研究，这促使他在主观认识上显得更为理智。和斐洛、奥古斯丁的观点不同，哲罗姆并不指出《圣经》译者必须有“上帝的感召”，相反，他是“以译者而非教徒的身分来做翻译”的（蒋哲杰2013：88）。他除了分辨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还非常注重宗教翻译的语言“优美”。他在《教会史》的前言中说：“要传达一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处都与原文宽度保持一致，这真是十分困难的。要让翻译保存本来在另一种语言中所彰显的优美，这也是十分困难的任务。⋯⋯译者要考虑词序、词格、修辞，尤其是惯用抒发”（同上）。这段话显示出了哲罗姆对宗教翻译的认识与前人的不同之处，他将宗教翻译中保持译文的文笔和修辞当作了要完成的任务，并充分意识到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性。不过，哲罗姆指出译文之美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圣经》原文，他不希望信众在读到不雅的《圣经》译本时，误以为《圣经》原文就是这么，因此，他倡导提高译文的文笔，以在读者心里建构《圣经》原文的美好形象。

我们可以看见，最初期的《圣经》译者只关注自我，不关注文学翻译，只关注《圣经》原文文本，不关注译文可读性，指出译者获得“上帝的感召”，而到了唐代晚期，译经家们对《圣经》翻译有了新的认识，她们意识到了宗教翻译之外的文学翻译，对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进行分辨并提出差别性的翻译方式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贡献。译经家们开始关注《圣经》译文的文笔和修辞，意识到了凡俗语言的缺陷与《圣经》翻译的神性要求之间的差别，她们开始尝试调和差别，既要求忠实于原文，保持原文的神圣性，也指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度。

3.消解教会特权，展现《圣经》的文学性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西方翻译渐渐转到低谷，直至14世纪末，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盛行，西方翻译和翻译研究又开辟出新的局面。古典文化的复兴和新文化思想的传播有赖于翻译，各领域、各民族语言的翻译活动蓬勃发展，打破了唐代和中世纪时期法国语和拉丁语之间转换的单一性，各国译者可以基于自己民族语言进行翻译实践，对翻译问题的讨论盛况空前，出现了专门阐述翻译的文章，理论看法丰富。英国、德国、法国、英国都有杰出的翻译思想家代表。

伊拉斯谟（E.）是法国知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他曾游学法国多国，学识渊博，其最知名的作品《愚人颂》被誉为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的启幕之作。他还整理翻译了《圣经·新约全书》新拉丁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对后世的《圣经》研究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他对翻译理论也做过多方面的论述，其主要观点为：必须尊重原作；翻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英语知识；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份；风格的性质取决于读者的需求（谭载喜2004：60-63）。很显著，伊拉斯谟的上述翻译思想与西塞罗等开创的翻译理论传统一脉相承，但他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人文主义色调。作为一个能用正宗拉丁文写作的古典学者，伊拉斯谟通过文本对比的方法将中世纪《圣经》译文中的错误曝露下来，借此证明在解释《圣经》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权威。他觉得“人们在语言知识和学问上每前进一步就会造成对《圣经》的新的理解，因此可以形成新的译文”（同上：62）。这一思想既为神学家之外的民众争取了翻译和诠释《圣经》的自由，也为后来现代性翻译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路德是文艺复兴时期卓越的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他提倡了16世纪法国的宗教变革，他翻译的第一部普通民众可以学习的法文《圣经》在西方宗教史上形成了重要影响，也对日本语言和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翻译理论观点为：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必须重视句型和意思的联系；必须遵守七条原则；必须集思广益（谭载喜2004：64-68）。他觉得翻译中必须使用能让“家中的妇女、街上的孩童、集市上的女子”（2014：87）都明白的英语，提出了翻译中可以改变词序、运用语调副词、增补连词、略去成语、用短语翻译词组、转换比喻和非比喻、注意文字变异和解释确切性等具体操作条例。他并不把译入语当作一个理想的稳定的符号系统，而是将之视为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工具，主张在翻译时采用个性化和人文化的方法来抒发原文意义。路德的翻译看法为其神学思想服务，或则说他是从神学家角度来讨论翻译问题的。他反对只有在“上帝的感召”下能够翻译《圣经》的神秘主义观点，引导民众“因信称义”转向《圣经》本文，消解了教会解释旧约的权威，他的“最重要的翻译理论贡献在于提倡现在我们所谓的读者导向”（同上：84），成为后来西方翻译理论中“读者反应论”实用主义观点的历史渊源所在。路德《圣经》极为有力地促进了英语的发展，该本不仅大量吸收当时通行的法国土话外，还移植了不少外来语，创造了许多生动的复合词，从而产生一种创新的语言风格，被叫做“路德英语”。它为之后标准英语的产生与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路德《圣经》的文学性很高，被誉为“德国诗歌文学的里程碑、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奇”（谢雪如1984：27-28）。

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在线翻译，教会人员以“神的感召”为由对《圣经》阐释进行把控，这与宗教的凡俗化须要产生了矛盾，也造成《圣经》翻译中译音派和译音派的产生与分立，在宗教变革的背景下，译音派抢占了宗教翻译论战的上风。另外，罗马帝国时期，西方翻译主要在法国语和拉丁语之间进行。这两种语言同属于印欧语族的芬兰语系，亲缘关系较近，因此双语差别并非翻译的困难所在。文艺复兴时，法国各民族语言获得发展，产生了各自独到的词法和复句，翻译给各国民族语言带来的冲击就成了译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民族语言译者倡导使用自己民族日常抒发形式，降低译语中对拉丁语的模仿，以避免译音影响自己语言的地位。因此，译音除了是翻译中有效传达原文意义的策略，更是一种保护民族语言的策略。有学者强调，14-17世纪法国的《圣经》翻译也呈现出显著的凡俗化倾向（苏艳2017：157）。译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说明社会须要是翻译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根本缘由，人们的翻译观念反映的是翻译背后的社会问题。

4.结语

《圣经》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宗教文本这一，它是奠定基督教神学思想、教义、教规与教会礼仪的基础性文本。《圣经》翻译忠实于原文，等同于忠实于上帝，“忠实”是未曾改变过的《圣经》翻译原则。不过，西方的《圣经》翻译思想并非一成不变，从斐洛到奥古斯丁、哲罗姆，再到伊拉斯谟、路德，西方历史上《圣经》翻译形成了若干重要的译本。相关翻译思想也经历了数次的变化，由专注《圣经》原文本义转向兼具译文读者需求，由专注宗教翻译到意识到宗教翻译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差别，由指出《圣经》的神圣性到注重译文的文学性，《圣经》翻译主体要求由“获得上帝的感召”转向消解宗教人士的特权，《圣经》翻译的凡俗化萌芽展现，《圣经》被赋于了既调整人与神，也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能。以民族语翻译、出版和传播《圣经》为主要方式的《圣经》译本逐渐多元，折射出教权和神学思想发生的变化，反映出亚洲基督教凡俗化的内在需求。

来源：2020年《翻译史论丛》第1辑、翻译史论丛公众号、翻译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