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诸窍：致病通道亦治病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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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中医药报

文 | 大连理工大学王续琨 北京康仁堂药业公司于立伟

编者按：在中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官家儒医、民间堂医、走方铃医三大传承方式。其中，走方铃医是我国民间医学的传承体系之一。走方铃医游走于民间乡里，凭借“奏效甚捷”的医技，服务于黎民百姓，为基层民众的健康保障作出了一定贡献，为中医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本文特对走方铃医的特点作概略介绍。

《中国中医药报》2022年3月7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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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久远：铃医的起源发展

走方铃医处于社会底层，又有走方郎中、走乡医、走乡药郎、游方医、串铃医、虎撑医等多种称谓。许多医史研究者认为，战国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是有文字记载的走方医始祖。据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述，扁鹊得奇医长桑君所传医术后，“为医或在齐，或在赵”，他游走天下，“过虢”，救治“尸蹶”假死的虢国太子；“过齐”，劝说“讳疾忌医”的齐桓侯接受治疗；过邯郸、雒阳，入咸阳，“随俗为变”，据当地民众的需要提供医疗服务。东汉末年的神医华佗也是走方医早期代表人物。陈寿《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佗久远家”，他经常长时间离开家乡，到各地游走行医，在挑战各种疑难杂症中提高自己的医术。据史家考证，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等地。

走方医为何以手摇铃铛的形象出现于民间，有两个虎口拔刺的传说。第一个传说的主人公是宋代的李次口。清代赵学敏在《串雅全书·绪论》中说：“手所持器以铁为之，形如环盂虚其中，置铁丸，周转摇之，名曰虎刺。乃始于李次口。次口，走医也。常行深山，有虎啮剌于口，求李拔之。次口置此器于虎口，为拔其刺。后其术大行，名闻江湖。”第二个传说的主人公是唐代药王孙思邈。与上述情节略有不同的是，孙思邈从药担子上取下一个金属环，撑住老虎的血盆大口，为老虎拔除了口中刺。依据这两个传说推算，后代走方医效仿前辈医家摇铃行医，至少已有近1000年或1300多年的历史。

生活于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上半叶的北宋画家李唐为后人留下了一幅描绘走方铃医行医场景的绢本设色画《灸艾图》（见上图）。在村庄的一处空地上，坐在小板凳上的铃医为村民施行艾灸治疗。铃医腰间挂着一个药囊，身后的徒弟正在往膏药上哈气，旁边摆放着虎撑和画着膏药图案的招幌。《灸艾图》为我们研究走方铃医史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资料。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在广大农村地区，经常可以看到手摇串铃、身挂药囊或身背药箱、徒步游走的铃医。他们救死扶伤、救厄扶危，深受黎民百姓的欢迎。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祖父和父亲均为铃医。清代在北京创建同仁堂的乐氏子弟，其先祖也是铃医出身。

由于铃医成为民众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职业角色，文学作品自然就会出现铃医的形象，但都未以“铃医”名之。《红楼梦》第98回写到贾宝玉病重，汤水不进，“各处遍请名医，皆不识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个穷医，姓毕，别号知庵的，诊得病源”。清末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中，介绍串铃医老残的身份时，也没有使用“铃医”一词，只说他拜过“一个摇串铃的道士”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虽然“铃串流传远有端绪”“其徒众辄挟此訾食江湖”，但由于与官家儒医、民间堂医的行医方式迥然有别，在历代正史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关铃医的记载。清代中期以前的医书中也没有出现“铃医”这个术语。赵学敏于1759年完稿的《串雅》，使用的是“草泽医”“走方”“走医”之名。1890年，清末学者、藏书家许增在《重校刊小引》中使用了“走方铃医”一语，他指出：“医学渊源古帝，其书满家。经方脉论，各有专门；彪炳后先，几于充栋。独走方铃医自为一科。习是技者，师师口授，敩法相承。”由此可见，传世文本中出现“走方铃医”“铃医”称谓，历史还不是很长。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可以约略地知道，铃医是通过口传心授的师承方式培养出来的一个特殊医者群体。他们有一些独特的方药和具有廉、验、便等特点的治疗方法，能够遵守铃医的行规。他们行走四方的行头、用具、言行举止都有特定的行业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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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虎撑：铃医的职业标识

做生意，少不了吆喝。走方医卖药是为了治病救人，按照行规，北方的走方医不能当街吆喝，他们属于所谓的“八不语”行当之一，只能通过特定的器物响声，招徕求医者、买药者。早期走方医使用过多种多样的发声器物。唐宋时代以降，受名医虎口拔刺传说的影响，走方医手中的响器逐渐演变成金属串铃。“龙旂阳阳，和铃央央。”（《诗经·周颂·载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铃是乐器、礼器、法器、饰物，被赋予了多种文化意象。串铃又被称为盘铃、唤铃、药铃和虎撑、虎撑子、虎衔、虎刺。以“虎”字打头的称谓最具特色，因为这些称谓中包含着尊崇前辈医家掌握救虎伏虎本领的深层寓意。

虎撑不是常见的钟形铃铛，而是形状酷似现今面包圈的环状空心金属物件，外圈中间有一条环形缝隙，环内放置一个或两个金属弹丸。虎撑有大有小，小号虎撑内圈套进一个手指，中号虎撑内圈套进两根手指，大号虎撑内圈则套进三根甚至五根手指。虎撑的材质以生铁居多，因加工制作条件所限，其表面很少有装饰图案。目前，一些收藏者手中的虎撑现代仿品大多为黄铜、白铜材质铃医是什么意思，其表面有八卦、七星、三星、龙凤、金乌（太阳）、玉兔（月亮）等装饰图案，加工过度精美、纹饰过于复杂，反失其朴拙真貌。

资深铃医授徒，不仅要传行规、医德，在徒弟出师时还要赠送一个虎撑，叮嘱其“扬仁义之德，怀济世之志”。

铃医摇动虎撑时，虎撑与身体的相对高度有一定的规矩。清代名医张培仁所撰《妙香室丛话》卷十四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一日，忽遇走方医摇虎撑者，手擎铁器状若梭，摇琅琅。其术精者，上擎恒过头。术愈下则愈杀。”铃医手摇虎撑，将其放在头顶上面摇动，表示自己医术纯熟、足以应付各种疑难杂症；将其放在与肩大体齐平的位置上摇动，表示自己已有比较丰富的行医经验；将其放在胸前摇动，表示自己出道未久、可应付一般病症。这隐含着铃医的自我评价，也隐含着铃医对自己在求医者心目中口碑的认知。

铃医使用虎撑也有禁忌，如遇见同行时不摇铃，路过药铺门口时不摇铃。前者体现对同行的尊重，后者体现对药王爷的尊重。药铺里供奉着药王爷的牌位，铃医摇动虎撑则被看作是一种藐祖欺师行为，药铺里的人会拦住铃医，让他在药王爷牌位前进香赔礼。对于不肯认错的铃医，甚至会没收其虎撑、药囊等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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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囊药瓶：铃医的职业装具

铃医通常不开药方，他们通过望、闻、问、切作出诊断后，或者将自备的单方饮片、复方药丸卖给病家，或者为其推拿、针灸、拔罐、刮痧、放血等。铃医用于盛装药物的器具，主要有葫芦、药囊、药兜、药箱、药篓、药筐等。

早期铃医多以葫芦作为装药的器具。古时，“壶”与“葫”两字相通。“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诗·豳风·七月》），诗中的“壶”即指农历八月成熟的葫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下》有几段文字，写汝南术士费长房的求道过程：他见“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遂拜壶翁为师，随其入深山修道，学得“可医疗众疾”的本领。此后便用“悬壶”来指代行医、卖药，葫芦也由此成为医家、药铺的标示物。铃医选择葫芦盛装药物，虽然能够防水隔潮、防虫挡尘，但也有缺点，例如禁不住撞击和挤压，易破碎。于是葫芦逐渐为各种布制、木质、竹编的装具所替代。铃医身上常挂着一个小葫芦，意在保留“悬壶”的葫芦文化印记。

铃医离家时携带药品较多，通常将药瓶装进体积较大的药箱。走到某地，选择寺庙或民舍作为临时住处，将药箱存放于住处，使用药囊、药褡裢等盛装部分药瓶和行医工具。药囊有大有小，小药囊多为皮革缝制，悬挂在铃医手腕上；大药囊则以粗布缝制，斜挂在铃医身上。铃医行内将药囊称为“无且囊”，这一名称源自《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的历史故事：当刺客荆轲持匕首追杀秦始皇时，侍医夏无且将随身携带的药囊抛向荆轲，救了秦始皇。由大药囊进化而来的药褡裢，可看作药囊的“升级版”，两个药囊缝连在一起，搭在铃医肩上，前后分量均衡，分别装入药瓶等药具。

铃医在施治场所或售药地点摆放药瓶，要按照一定的排列阵式。地域、师承不同，药瓶则有不同的摆法。药瓶多有多的摆法，少有少的摆法。民国年间，一位北方铃医的手抄笔记中展示了一种59个药瓶摆出的阵式。前面5排横向直排，分别摆放3、5、8、13、3个药瓶（药瓶数量少的排用稍大药瓶，药瓶数量多的排用较小药瓶），药瓶数量的寓意依次是三皇、五帝、八仙过海、十三明医（包括神农、轩辕帝、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桃园三结义。后面27个药瓶摆成3个图案，中间拱形18个药瓶，意为十八罗汉；右边正方形5个药瓶和左边正方形4个药瓶，分别意为五湖、四海。药瓶的这种摆法，表现了铃医对于远古先祖、前辈医家、救难仙人、英雄豪杰、佛祖弟子、天下苍生的尊重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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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幌行话：铃医的职业语言

江湖百业各有各的特殊职业语言，铃医的职业语言包含两个类型，一是书面语，一是口头语。有的用于宣传包装，有的用于与求医买药者面对面交流，还有的用于同行间口语交流。

书面语言主要是写或画在布上、纸上的文字、图案。铃医在走乡串户时，随身标志物除了虎撑、药囊，还有招幌。招幌又叫幡子、幌子、竿布，是一块有专用图案、文字的布或纸板。最简单的招幌是在纸板上画一张膏药图案。招幌上面书写的文字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文字较少的招幌铃医是什么意思，如“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包治百病”。文字较多的招幌，铃医用之告知专项特长、治疗项目、药物功用等，如“独家秘制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取牙点痣去翳捉虫”。

口头语言包含两种场合下的“行话”。一是铃医与求医者交流时使用的通俗“行话”，用较通俗的医家语言告知病因病机、解释准备采取的治疗手段，说的话不一定很多，关键是让人感觉到自己说话“在行”，值得信任和托付。特别重要的是，在口语交流之后，铃医要辅以身势语，也就是现场治疗行为，如熟练的针刺、刮痧或干净利落的拔牙操作等，进一步增强现场所有人的信任感。

二是铃医与同行交流时使用的“行话”。在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铃医形成了丰富的同业“行话”体系。正统医家总结出来的“八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经铃医实践探索，被概括、简化为“顶、串、截”3种治疗方法。“药上行者曰顶，下行者曰串，故顶药多吐，串药多泻。截，绝也，使其病截然而止。”除了顶、串、截之外，赵学敏在《串雅·绪论》中还列举了一些业内“行话”：打桩（为人治病），拢工（两人合作治疗病人），破洞（共分酬金），罗星袋（小袋子），折脆（拔牙的马口铁小筒），何兼（做伪药），夹草（卖草药），挑红（用针放血），放红（用刀做手术），标印（刮痧），秉离（艾灸），填冷（水疗）。学会“行话”是跟师学艺的一项重要内容。“行话”可让铃医之间产生认同感，分享信息、获得帮助，也可使铃医与同行在公众场合口语交流时回避某些内容。

在历史上，曾出过摇着虎撑贩卖假药的假铃医，有过医术低下、不思进取的混世铃医。但我们不能抹杀铃医曾经为保障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作出的贡献。在缺医少药的时代，他们各尽所能，不避寒暑、风餐露宿，为广大农村地区送医送药。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医药领域曾经有过铃医这样一个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