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农户工回流带来的近忧和隐虑，实现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因为大城市和县域的物价差别，回流农户工的个体福利短期内未必增加，但由此带来的宏观层面收入和消费的下降压力仍不容轻视。图/视觉中国

文|卓贤杨修娜

疫情使不少农户工从发达地区回流到家乡就业。农户工回流并非原流入地就业需求不足所致，县域经济发展和“举家城镇化”高成本是主因。这一趋势有利于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但也要关注本地农户工比重降低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错配、就业不饱和、不稳定以及收入下降趋缓等问题。

一、农民工跨省回流和本地就业直径扩大的新趋势

农户工总量规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2010年以来，农户工总规模扩张速率趋缓，环比增长从2010年的5.4%增长到2019年的0.8%。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受疫情影响，2020年农户工总规模首现下降，当初有517千人退出了就业市场，农户工总数增长到2.86亿人。但整体而言，因为中国疫情较早得到了有效控制，农户工就业并未遭到较大冲击。全省农户工检测调查结果显示，到2021年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2.7%，规模仅比2019年同期略微降低了15千人；外来农业户口人口待业率为4.7%，环比减少0.8个百分点，比同期全省城镇调查待业率总体水平还要低0.3个百分点。

跨省农户工回流趋势强化，超四成农户工在本乡镇内就业，近四分之三农民工在省内就业。近六年来，跨乡镇就业的外出农户工增长仍然高于本地农户工，外出农户工比重从2010年的峰值63.3%增长到59.4%。其中，跨省农户工的回流尤为显著，其比重从2010年的31.9%持续增长到2020年24.7%，目前近四分之三农民工在省内就业。跨省农户工的绝对人数出现增长源于2015年，2015年-2019年增长了359万。疫情加速了跨省农户工的回流，2020年跨省就业农户工比上年降低456千人，超过了此前两年的增长总和。相比之下，2020年在户口所在乡镇就业的本地农户工只微降了51千人，规模为1.16亿人，占比达到40.6%，成为稳定农户工就业的重要力量。

主要劳务输出地农户工回流趋势显著。2020年，从北部、中部、西部和西北地区输出的跨省农户工分别比2019年降低了102万、209万、134万家乐11千人。从回流目的地看，中部地区农户工主要回流到本县域内，东部地区则主要回流到省内中心城市，如北京、西安和兰州等。以公布农民工结构数据的广东省为例，2020年广东抵达省外打工的农户工增长了100千人高考人数下降，而在省内新增的89.9万农户工中，本乡镇就业、乡八县内就业南县外地内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2∶36∶12，农户工从省外回归到县域的趋势较显著。

本地农户工就业直径从“乡镇”延伸到“县域”。似乎在全省范围内农户工出现了就业直径增长的趋势，但本地农户工的就近就业范围却有所扩大。基于上半年对20余个行政村的实地督查，我们发觉得益于乡村道路和县域公汽系统的发展，农户工“离土不离乡”的范围有所扩大。类似于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高考人数下降，不少农村也出现了“睡村”和“两栖农户工”现象：即不少农户工晚上跨乡镇就业但在夜里返回农村屋内，或一周中的工作日在市区就业但周日再回村居住。电动车成为本地农户工最主要的通勤工具。我们通过对样本村庄昼夜用电户数以及工作日和假期用电变化的观察，也映证了由实地采访获得的直观印象。

按照现有统计标准，本地农户工是指“在户口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户工”。在原有统计口径下，上述跨乡镇工作但回村居住的农户工，归属于在本乡镇之外就业的“外出农户工”。但其就业范围和生活圈仍以农村住宅为轴心，她们是实质上的“本地农户工”。因而在现实中，还有不少游离于现有统计口径之外的本地农户工。仍以福建省为例，2020年广东省农户工共1967.4千人，其中本乡镇就业农户工为625.2千人。按照国家统计局蚌埠调查支队的数据，该省乡八县内就业人员为248.5千人，假如以县域为界重新定义本地农户工，新口径本地农户工规模已达到873.7千人，比2019年下降了10%。

二、县域经济发展和“举家城镇化”高成本构成回流的引力和推力

农户工就业正经历从发达地区向故乡回流的区域再配置，这一过程因疫情暴发而加速，但并未因疫情稳定而趋缓。农户工持续回流不是发达地区就业需求增长所致，而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引力”和举家城镇化成本昂贵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农户工回流并非发达地区用工需求增长所致。今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疫情带动制造业订单回流国外的背景下，中国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用工缺口显著。依据人社部数据，劳动力市场用工缺口从2020年四季度的92.9千人上升到2021年一季度的105.5千人，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关口。当前最短缺的前100个职业多为农户工岗位，其中有42个属于生产制造岗位，比2019年同期多出6个。招不到人的企业以加班的形式应对用工过剩。依据对2000余个国家级和市级开发区就业时长的剖析，重点园区工人的日均工作时间比2019年同期延长0.25小时。其中，外地农户工增长最多的广州，其工人的日均工作时长比2019年同期降低0.44个小时。

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成为农户工回流的“引力”。近些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健全、区域间产业转移和扶贫攻坚工程的施行，促进了传统劳务输出地的县域产业发展，吸引不少农户工主动回乡就业。另外，一些在外积累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的农户工回乡创业，并通过乡邻关系召回了在外务工的老乡。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市辖区新注册市场主体比2019年降低4.7%，而县域地区（含建制镇和乡村）新注册市场主体比2019年多增13.2%，为回流农户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扩宽了农户工就业的空间选择。

同时，平台经济的下沉为小乡镇创造了大市场。2020年，全省新增网民中约75%来自农村，当初农村网民增量相当于前两年农村网民总增量的近两倍。加之农产品价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的诱因，2020年全省天猫村数目环比下降26%，天猫镇数目下降57%。依据我们对脑部急聘网站的督查，2020年以来，县域经济和乡村产业对农业无人机操作、短视频制做、电商线下销售、农产品品控等新形态就业岗位需求下降较快。

另一方面，“举家城镇化”的高成本是农户工回流本地的主因。其实大多数城市放宽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门槛，但农户工仍面临着住房、教育和养老等居民化的高成本，无法实现“举家城镇化”。基于对农户工的年纪结构剖析，我们发觉农户工回流的拐点出现在30岁和55岁。

第一个年纪拐点是农户工婚育高峰期。依据我们在广东和福建等地的督查，因为青年男女比列失衡，农村青年女性离婚须要打算价值100万-120亿元的住房、汽车和聘礼“新三大件”，其中住房价值在80万-100亿元之间。在市区买房对农村家庭来说已勉为其难，在一二线城市买房成家对绝大多数农户工则高不可攀。处于30岁-34岁婚育高峰期的农户工，跨县外出打工的比重比年纪在30岁以下的农户工垂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对于年纪小于30岁的男性农户工，其外出打工的比重比30岁曾经更是下降了25.4个百分点，其背后的逻辑是返乡生育和照看孙辈的家庭分工。

第二个年纪拐点出现在农户工妈妈高龄失能期。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造成农村人口岁数结构异化，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和照顾方法面临挑战。第七次全省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23.8%）远低于城市（15.8%）。我们发觉，在55岁以上的农户工群体中，只有43%在本县之外就业，比30岁-54岁群体又显著增长了8.7个百分点。据我们采访了解，当在农村的高龄父亲出现失能，外出农户工夫妻中收入较低的一方常常会回乡，在县域范围内就近就业，以兼具照顾奶奶。按照58同城的数据，2020年计划在疫情后调整工作状态的职场人中，36.5%选择在故乡发展，主要就是为了便捷照料母亲。另外，农户工孙辈还面临在流入地就读小学难的问题，一些特大城市只向农户工随迁孙辈开放中等职业中学，部份城市的重点中学不对随迁孙辈开放。中高龄农户工回乡，不仅照顾失能奶奶，不少还承当着看护留守故乡第三代的职责。

三、农民工回流本地的近忧与隐虑

农户工持续回流引起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从实地督查来看，不少在疫情过后返乡的农户工从事建筑、装修、搬运等“零散工”岗位，工作时间不圆润、收入不稳定、劳动保护差，劳务输出地无法发挥持续分流就业的作用，部份农村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与此同时，发达地区的外来农民工总数增长显著。2020年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户工比2019年降低568千人，升幅为3.6%。其中，在京津冀、江浙沪、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就业的农户工分别比上年降低132万、212万、195千人。虽然去年施行了“就地春节”政策，目前重点城市非常是作为制造业重镇的珠三角地区缺工现象仍较为显著，文员的劳动力成本下降较快。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消弱了中国吸纳制造业订单回流的能力，限制了去年经济增速的潜力。此为农户工持续回流的近忧。

从中常年来看，农户工持续回流还有可能导致机器取代、劳动降级和收入下降停滞。农户工回流和“机器换人”互相加强，劳动密集型岗位面临永久性增长。疫情造成文员和中级技工缺口拉大，促使企业投入大量手动化设备取代人工生产。常年以来，因为用工成本上升、季节性用工匮乏以及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需求，企业仍然在推进人工生产向机械臂、真空吸力、机器视觉系统等手动化场景转变，以保持生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按照笔者在四川、安徽等地督查，一个小型机械臂的成本约为三名工人一年薪水，但能取代六人的工作量。高资本投入的“机器换人”原本是一个常年、渐进的过程，但疫情冲击让这一取代过程大大提速：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值超过23.7万台，环比下降19.1%，显著超过以往的增长。与此同时，2020年，全省从事制造业的农户工比上年增长了170.2千人，环比多增长92.1千人，连续第三年增长。从事制造业的多为中高龄的低技能农户工，一旦故乡地区就业机会降低，重新外出打工的农户工将面临原有就业岗位被机器永久性取代的局面。

回流农户工存在劳动技能相对降级的可能。农户工在发达地区就业，除获得有形的物质收入，还通过“干小学”积累先进设备的操作技能，获得无形的人力资本增值。疫情推进了发达地区制造业、建筑业乃至生活性服务业的手动化进程，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企业须要更多能操作数字化设备的中中级技工。农户工退出发达地区就业市场，返乡从事对技能要求不高的零散工种，其技能增级的进程被打断。随着疫情期间数字化技术的渗透，企业对文员和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对把握手动化设备操作、维修乃至编程的高技术工人需求上升，回流农户工的人力资本面临贬值压力。回流本地的农户工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中高龄为主，技能学习能力较弱，但是较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资源目前仍主要分布在发达地区，农户工不容易在故乡地区获得中高技能的学习机会，一旦故乡地区就业形势发生变化，无法通过技能升级适应发达地区升级后的用工需求。

农户工群体的绝对收入将因回流而下降。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名外出农户工月薪资收入为4543元，比本地农户工高出26%。当一名外出农户工回流为本地农户工，其年收入将降低10373元（考虑到新年回乡诱因，我们将农户工一年打工的时间设为11个月）。以2019年的农户工结构为参照，2021年农户工群体将因回流而少创收535.1万元，农户工整体收入增长将损失0.7个百分点。同时，因为县域经济短期内降低了大量农户工，产生劳动力供小于求的局面，就会进一步挤压本地农户工的收入。因为大城市和县域的物价差别，回流农户工的个体福利短期内未必增加，但由此带来的宏观层面收入和消费的下降压力仍不容轻视。

四、应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升级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城镇化”

农户工回流给故乡带来了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对激活县域经济和推动乡村振兴有积极意义。其实，我们也要正视农户工回流带来的近忧和隐虑，实现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短期之举，应去除信息不对称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就业的撮合作用，鼓励互联网中介构建农户工就业的类“淘宝”平台，吸引各种用工企业、就业中介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进驻其中，提供实时有效的就业岗位信息，疏通农户工外出流动渠道。通过“校企合作”“订岗实习”等形式，提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普及率和针对性，非常要针对农村中学结业生和小学退学生设置职业培训课程，让更多年青农户工拥有数字化技能，提高农户工的人力资本。

中期而言，应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协同共振。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要以提高县域产业内生下降能力为重点，发展红色乳品、服装加工、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让就近就业的农户工留得下、稳得住、富得起。同时，应以提升农村产业附加值为导向，继续深挖农业多种功能，提升农产品加工深度和附加值，补上技术、品牌、物流、营销等农业产业链弱项，促进农业与乡村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尽可能地将依托农业农村资源发展的二三产业留在县域，让回乡农户工更多分享产业增值利润。

长远来看，必须加快“以家庭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实现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户工就业的稳定性，光是促使农户工个人的居民化是不够的，新型城镇化应从“人的城镇化”进一步升级为“家庭的城镇化”。一是构建住房类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与农户工举家迁徙数目相挂钩的机制，将进城农民工家庭同等列入住房保障体系。二是推动农户工随迁孙辈入学待遇同城化，可考虑按“在当地连续受教育期限”扩大农民工孙辈中学阶段入学比重，并推动异地中考制度变革。三是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业和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户工从照顾奶奶的重务中解放下来，并按照农村劳动力季节性闲置的特性，探求“农村养老建行”的互助模式。还应建立不同地域、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最大限度地将已退职的农户工群体列入城市社会福利体系中，让留在城市的高龄农户工也能享受到应有的养老保障。

（卓贤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主任、研究员，杨修娜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编辑：苏琦）

作者卓贤杨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