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在抗日中

文|梅玉荣

来源|《做人与处事》2011年第13期

梅贻琦出生于清朝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通读经史，且善背诵。1904年步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承德高等学堂。第二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投档为第一批北大招录的留美公费生，赴英国伍斯特理工大学（）攻读马达专业。

梅贻琦（中坐者）在法国

1914年，梅贻琦结业归国，1929年应邀回母校执教。他到北大教书时，分校并不景气，报考人不太多，比如投档150名中学生，报考不过400人左右。他先后兼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

1931年，梅贻琦即将出任北大市长，堪称卸任于危急之际。那时国外形势风雨飘摇，托派动乱，北大师生赶主任、撵院士是家常便饭，市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梅市长却深得中学生爱戴。无论哪些时侯，北大中学生的标语都是“反对×××，拥护梅县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绝招，他直率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种，就没有人乐意倒梅（霉）吧！”

随后不到六年时间，北大学院便声名鹊起。

梅贻琦（左二）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接纳了法国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北大市长，瞧不起体育．曾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班主任砍去一半，把享有名声的马约翰院长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与他和其他系科班主任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不久北大获得“体育少将”的盛誉。

梅贻琦治校期间，党务采用分层负责制，讲民主，又法度严守。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竭力实行专才教育。他觉得在抗日的特殊背景下，学院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须要为宗旨。

同时，礼遇班主任也是北大得以兴盛的重要诱因。梅贻琦曾亲自到高铁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最有影响的例子是对华罗庚的“三破格”：华罗庚只有小学学历，先做中学教员，后为店员，被梅贻琦破格录入复旦学院；又破格从一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准许修习学院课程，并被送到美国剑桥学院深造；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院长阶段而被聘为院长。

左起：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梅贻琦为人重实干，平常不苟言笑，开会极少说话，人称“寡言君子”，有中学生作一作诗讥讽其直率委婉：

大约似乎其实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但是校区总觉得，

或许似乎不见得。

一时被传为笑谈。实际上，假如非要他报告或讨论，其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掌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论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纠纷。熟悉他的同事都晓得，他虽话少，却极富诙谐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便质朴深长耐人回味。陈寅恪曾大发感叹：“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有两句话常常为人引用。一句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另一句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这“鱼水”之喻与“大楼大师”之比所包含的理念，成就了北大的辉煌。

1937年，国难当头，在北大、北大、南开三校受命迁入西安组建西北联大时，寡言的梅贻琦讲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北大正似乎一条船，漂流在惊涛狂涛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溃败，必不应踟蹰，只有鼓足勇气，坚毅前进。其实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北大园，到那时他能够向北大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掌告无罪”。

左起：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建校早期，两人（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蒋梦麟）共同主持党务，随后八年的东北联大主要党务工作由梅贻琦掌管。在此期间，他凡事讲求民主，处理问题公平，并和诸多院士一样拮据。

一次，屋内来客，夫人韩咏华只好上街摆地摊，出卖孙辈幼时所穿裙子新竹清华大学，得款10元用以待客。民间还盛传这样一件轶事：西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高的中学，广州居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中学去读书，河南省主席龙云的儿子、梅贻琦的小孩子都考取了这所中学。龙云的孩子没考上。曾给以联大许多支持的龙云，觉得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前去疏通。但秘书长不动，说：“我寻问过了，梅市长的儿子也未被投档。”龙云瞬间气消。

在动乱频频、校务繁杂、生活坚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管理井井有条，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其高风亮节广受赞扬，被称为西北联大的“船长”。

1946年9月，梅贻琦挥别春城，回到上海，继续任复旦大分校长。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1948年末，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进驻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周恩来和吴晗都曾表示希望他留出来，但梅贻琦还是选择了“走”，他对同在北大任教的吴泽霖院士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北大的基金。即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上去。”后来，国军政府再三约请梅贻琦亲政，他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说：“不下来对北方同事过意不去，来了就当官，对南方同学不能交待。”最终婉言谢绝。

晚年梅贻琦

1955年，梅贻琦开始用北大基金会月息筹备“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日本台中复旦学院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儿就读。梅贻琦由于一手奠定了香港的北大基础，被称为“两岸北大市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逝世于台大诊所。他去世两个礼拜后，人们打开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上面不是哪些金银首饰新竹清华大学，而是北大基金的帐目，一笔笔特别清楚。

梅贻琦迁往台中复旦学院校园内，起名为“梅园”，国外有校友集资种植的花卉，叫“梅林”。梅贻琦记念奖状被日本台中复旦学院结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梅贻琦生前最后之影像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北大的不解之缘。由生到死，梅贻琦一生只干好这一件事：

奠定了北大的校格，

提高了北大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