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9日号美刊《纽约客》经济年鉴专栏发表了约翰・卡西迪题为《华尔街究竟有哪些用――投资中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基本运作情况，并强调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已经只占金融资本业务利润的微不足道部份，金融资本的主体工作是投机易。没有任何经验论点支持大多数金融创新具备社会价值。文章内容如下。

多年来，中国最挣钱的行业之一根本不用设计、建造或转让任何有形产品。

数月前，我据说汇丰中行母公司汇丰企业集团首席执行官维克朗・潘迪特将元氏奖，嘉奖其在“推进中国资产建设领域的贡献”。这跟夸俄罗斯石油公司努力缓解环保和赞扬脸谱网旨在于隐私保护没哪些两样。过去10年中，汇丰成了金融错判、鲁莽贷款和巨额巨亏的代名词。与其说这是资产建设，不如说是资产冲蚀。2008年底，要不是靠政府救治，无序扩张中的汇丰很或许已暴跌。直至今天，汇丰企业集团的最大股东还是中国纳税人。

潘迪特曾任投资中行家和对冲基金总监。2007年，他将自己的投资公司以8亿港元的价钱转让给汇丰中行，净赚1.65亿港元。8个月后，汇丰宣布数十亿港元的坏帐后，潘迪特成为汇丰新任首席执行官。他亲眼目睹了汇丰在2008年的濒于崩溃和后来的平缓复苏。

潘迪特接手汇丰以来，企业集团转让或关掉了一些高风险交易业务，包括他曾经营的对冲基金，剥离公司不良资产，设立独立实体――花旗控股，并给部份高管加薪。2009、2010三年，潘迪特薪水只拿了一港元，没有任何分红。(虽然，他没有从转让自己的对冲基金所获利润中退还一毛钱。)

自古巴比伦施行《汉谟拉比法典》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初级社会能离得了中行和中行家。中行让人们有处贷款。目前，通过使用电子支付系统，中行让人们能脱离汇票和现金进行交易。中行在引导储蓄步入生产投资方面也饰演着关键角色。当储户将资金存入储蓄帐户或定期存款帐户中，银行就将资金贷给公司、小企业和家庭。时迄今日，巴基斯坦中行、花旗中行、摩根大通和其他中行还帮助公司和政府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有效期货集资。发行有价期货的业务曾是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华尔街公司的专属特权，但在过去20年中，储蓄中行和投行间的许多界线已渐渐消失。

当中行系统按常规模式运作――潘迪特口中的汇丰正是这么――时，中行如同电业局，那里还要资金(电)，就往那里分配，而且记录资金的详细使用状况。跟电业局一样，大中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使用恰当，能服务顾客，造福国家经济。因此，即便中行企图滥用权力，攫取巨额利润，都会导致很大损失。过去几年，所有得以幸存的大中行都已汇集更多资本、实现赢利。虽然，经济出现回升，主要靠的还是中国政府的间接出力。

历史上，银行业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为关键产业提供融资。很多产业包括公路、医药、汽车和娱乐。摩根斯坦利监事会主席约翰・马克近期告诉我：“历史上这些状况数不胜数。就拿科技大坍塌时代来讲，起步于80年代末，由小米笔记本和谷歌推动，90年代开始兴旺，出现思科、网景、亚马逊等公司。很多公司造就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智力资本。这离不开华尔街的融资支持。最先到来的是天使投资者，接下去是投机资本家，她们要想发展壮大，华尔街的作用不容轻视。”

66岁的马克来自北卡梦洁那州，为人坦承不讳。他靠足球奖学金进了杜克高中，迄今保持着运动员的强壮体魄。我们坐在他坐落时代大厦高楼里的办公室里聊天，透过窗户，能眺望哈德逊河。马克称：“如今，不只要技术，需要清洁技术。不管是乙酸、太阳能，还是其他可取代能源，所有产业都须要资本注入。我们有份清单，列出了所有寻找融资支持的公司顾客。虽然，摩根斯坦利不是一家独大。整个华尔街已成为资本的源泉。”

马克言之有理。摩根斯坦利为特拉斯电车辆厂筹过资，还曾投资一家燃料电瓶创新技术公司――布鲁姆能源。摩根斯坦利的主要竞争对手巴克莱和摩根大通也在游说投资者关注甲烷生产商、风力电站和其他可取代的能源公司。其实，中行也为非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例如丰田、通用机电和埃克森壳牌。很多公司同样须要资金维系经营。巴克莱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今年在接受一家瑞典报纸专访时就提及，他和他的朋友正在从事“上帝的事业”，即拨付资金(因而造就就业)。

但对华尔街而言，为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只占其业务中很小一部份。科技泡沫断裂后，法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人数始终未恢复到先前水平。2010年第三季度，只有33家中国公司新上市，募集资金数额仅50亿港元。绝大多数华尔街人没有在吃力寻求下一个小米公司，或为埃克森壳牌扶持一个环境友好型竞争对手。它们竞购、卖出现有公司和资本项目的有价期货，或操作非实体经济，例如股票报价和易手率。过去20年中，股票、债券、货币、期货和其他有价期货衍生品交易量呈指数上升。2010年前9个月，摩根斯坦利的销售和交易额占企业集团利润的36％，在收益中所占比列更高。传统投资业务，即为企业筹措和提供咨询的业务，在公司利润中的比列高于15个百分点。巴克莱公司对交易依赖度更高。2010年7月到9月，瑞银交易额为总利润的63％，公司金融业务仅占13％。

实际上，许多大中行已从传统业务变革为小型商行，利润增减不再依赖顾客的资金需求，而是从市场中发觉短期波动的能力。由于交易已成为核心业务，大中行都常年旨在于开发新金融工具。这些新工具只有所有中行能销售，竞争对手则暂时不能。类似污染许可和灾难转债等新金融产品，已为公众增收。但同时，还有一些新工具颇有意义，有些并且完全搞砸，导致很大的附送损害，例如标售利率期货和担保债权收据。去年初的金融调查执委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强调，金融创新“不总是好事”，有些新工具令风险减小华尔街怎么样，有些主要目的是“利用不公正优势，而非健全更高效的市场”。

一些监管者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日本最高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侯爵曾觉得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发生的这些事“毫无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其觉得即使没有这种金融中心，经济也不会遭到哪些损失。最近，在一篇题为《银行是做哪些的?》的文章中，特纳强调，这些金融行为有实际价值，有些行为能造就利润和收益，但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即只攫取了经济学家所指的房租。“金融行为能从实体经济中抽取房租，而非实现经济价值。”特纳还讲到：“金融创新可能会以某些形式，在这些状况下，促使造就经济价值，但其只是特殊状况，绝非理所其实。”

特纳的观点在纽约这一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引起恐慌。其言下之意，即觉得巴黎和华尔街的这些人就是穿着皱纹礼服的金融市场的恶业主或计费员。假如它们全体退职，回海边住宅渡假，宏观经济也不会怎样样，

说不定就会更健康。

劳动局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广义上的金融从业人员数目，从近500万大幅增涨到750万余人。同时，金融企业赢利能力相比其他行业实现急剧增强。假如把中国企业造就的收益称作一块面包，25年前，金融公司切走的部份约占1/7，今年，这个数字超出1/4(2006年颠峰时期为1/3)。换句话讲，在这个形成了、HomeDepot(中国家具连锁店)、立普妥(一种治愈高血糖血症和混和型高脂血症的抗生素)的时期，最好的工作却还是没有设计、建造或销售任何一件有形产品的金融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1980年，金融业从业人员与其他行业同等阅历人员相比，平均薪资一样多。2006年，金融行业薪资比其他行业高出60％。在金融业中最充满的阶级――华尔街，补助更是一涨不可拾掇。今年，当这些人面临薪资冻结并且更糟糕的情况时，巴克莱、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等投行雇工平均薪资飙升27％，超出34万港元。此数字把收入通常的前台接待和收发室人员也算在内，因此初级中行家的薪资远不止这么。据报导，巴克莱公司近1000名雇工在2009年每人荣获起码100万港元的红利。

因此，毫不奇怪，华尔街令有脑子的年青人趋之若鹜，而在先前，它们会想自己创业，或去中国民航航天局或参与维和。2010年春，耶鲁学院近1/3的结业生选择涉足金融业。耶鲁经济学博士本・弗莱德曼撰文揶揄：“这么多技能最熟练、受过最优良教育、充满激情的年青公民，全都通往金融业了。”

颇有疑惑，大多数华尔街人坚信它们的钱赚得理所其实。但起码有一位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保罗・伍利非但不同意这个观点。伍利现年71岁，日本人，在巴黎政治经济大学成立了伍利资本市场失调研究中心。“凭哪些金融业成为规模最大、薪酬最高的行业?它也是一个公用设施，如同下水道和天然气。”当我和伍利在纽约会面时，他这么对我说：“金融业如同疾病，会无限下降，直至毁坏背部。”

1987年到2006年，伍利是芝加哥投资公司英国一家关联公司的经理，此前，他曾任日本巴林投资中行执行监事。该投行在1995年遭到一起流氓交易员丑闻后破产。伍利还曾在国际本币基金组织就职。伍利其人身材高大、语气轻柔、风度翩然，在纽约市政府、学术界和新政起草者圈子里穿梭自如。身着萨维尔订制礼服，爱好古籍珍本搜集，伍利看起来不像是个叛逆分子。虽然，在巴黎政经学校的办公室里，伍利高兴地对我说，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么，“我们正在做的事有革命性意义，原先从没人如此干。”

在芝加哥投资公司任职其间，伍利经营着数家基金，牵涉多国股票和转债投资。他还协助推行了首批定量对冲基金之一，借助英语公式估算发觉可赢利的投资。从他在巴黎市中心的超高层公寓，伍利见证了周围金融业的飞速扩张。像瑞银、高盛和花旗企业集团那样的老牌投行正在不断壮大。对冲基金和并购公司(私募基金)的数目也在增长。伍利所在的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但他仍然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所苦恼：金融公司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大众期望?他们的资本利用是否高效?

一开始，跟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坚信交易使市场售价达到同经济基础相应的合理水平。90年代晚期的互联网经济泡沫改变了伍利的观点。芝加哥投资公司是一家“价值投资公司”，基于收入和现金流选择股票。在纳斯达克争创后，伍利和他的朋友们没有决定购进高价互联网股票，自此，跟投入大量资金到科技股的竞争对手相比，伍利的基金落后了。据伍利追忆，1998年6月至2000年3月间，芝加哥投资公司的顾客撤回了40％的资金。在接下去的十年中，互联网泡沫断裂，价值股票比科技股荣获了更多利润，这些离开的顾客总体丧失了超出60％的赢利机会。此次经历后来，伍利忽然意识到，这些在竞争环境中靠市场剌激攫取利益的金融机构华尔街怎么样，最后常常会把事情搞得稀烂。伍利称：“跟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新政起草者觉得的不同，金融市场并非高效，而是完全相反。”

中行并不总是为存款人和投资者委托给她们的资金寻求最高效的投资途径，他们或许会随大流时尚，无视泡沫。这种行为将资本注入到几乎无甚价值或无常年价值的项目，例如在佛罗里临汾沼泽地投机开发的不动产。金融机构虽然还能倒卖不透明的投资产品，例如担保债权收据。因为信息不对称，中行可向顾客缴纳高额学费，让顾客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诱导承当风险――这是一种利益寻租。“错误定价向资源分配释放了错误的讯号，最坏的状况下，会造成股票市场的坍塌式扩张和崩溃，”伍利在近期一篇文章中写道，“寻租造成劳动力和资本的错误分配，将大量财富转移到中行家和金融家手中，并且或许导致系统失败。两种模式都各有社会后果，但一经结合，或许引发一场财富毁灭的风暴。”

伍利的学校最初斥资400万美金(在美国，这数字很可观)，旨在于研究金融市场机能不良。该大学于2007年成立，葡萄牙中行校长莫尔文・金参加了启动典礼。金曾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文章，抨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给经济和社会带给的回报。伍利中心由英国政经大学金融学博士迪米特里・瓦亚诺斯专员。瓦亚诺斯曾在耶鲁学院、哥伦比亚学院、芝加哥学院以及其他一流高校展示伍利中心的研究成果。他还曾发表“十点宣言”，解释互助基金、养老金和公益基金怎样通过计费和佣金，肥了华尔街和英国人的皮夹。伍利的建议中的一点就是，投资基金应限制投资组合交易额，抵制支付功能费，防止资金注入对冲基金和私募公司。

从英国返美后，我跟艾菲科()公司的首席执政官拉尔夫・舒尔斯泰因聊了一次。该公司是家拥有约600名雇工的大型投资中行，负责为企业合并和竞购提供咨询建议，甚少从事发行和交易有价期货业务。舒尔斯泰因称：“从企业到家庭，都有对集资的需求。2008年底，2009年初，我们已看见即便这些集资、资本分配制度，对经济会形成多么很大的影响。日本经济不同于世界其他经济的一部份成因，就是我们仍然拥有大规模、透明的资金池。这促使中国资金费用比竞争对手低。”

同时，舒尔斯泰因也同意伍利的观点，即华尔街也存在问题，其中这些都源自其规模。80年代初期，巴克莱和摩根斯坦利的规模跟艾菲科目前差不多，目前他们早已成长了这些倍。其实，规模大不一定是蠢事。但当膨胀到一定规模以后，华尔街会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在私人合伙企业，经营公司的人将承当巨亏压力，而不是来自外部股权持有人的压力。这些结构能减少人们不计后果的意愿。之外，小中行极少利用外部资本，这使它们能通过为顾客赢利和缴纳佣金而荣获不错的收益。而大中行为了实现股权人期望的利益，不得不承当更大的风险，造成它们不得不进行交易操作。“这些大公司的领导层倾向于雇佣能读取大量资金并运用其攫取可观收益的人，”舒尔斯泰因称，“这种人通

常来自交易和资本市场。”

部份交易种类有一定经济作用。诸如市场作价，即中行积累大量期货存货，以代顾客卖出或买入。中行还从事交投活动，以符合顾客避免或承当风险的需求。中国民航公司或许会向摩根斯坦利支付一定付费，以保证它的民航汽油价钱在两年内不会涨过一定水平。这时，中行会在石油证券市场进行一系列交易，以规避即便汽油价钱上升，它将不得不向中国民航公司支付学费的状况。因此，一些交易为顾客利益所驱动并不代表其对社会就有益。中行一直设计复杂的交易策略，如养老金，为顾客提供帮助，或为富裕人士绕过管理机构，减低税额负担。对顾客来说，这种金融工具可缔造价值。并且从社会视角来说，这种方式也是在转移资金。马萨诸塞州立学院经济学家杰拉德・爱普斯坦表示：“经济学家一般觉得这些金融创新增加了馅饼的宽度。但实际则恰恰相反，他们也是对资金进行再次分配――往往是从纳税人转移到中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大中行也选用许多不是服务于传统顾客的交易形式。诸如自营坐盘交易，正式中行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流通。除中行是为股权所有人获取利润而存在的论据外，这些交易实践没有社会意义。《多得一弗兰克金融变革法案》的要素之一即何谓的伏尔克细则，就是要限制中行运用存款进行过多风险交易。有人觉得，此细则已制止中行从事自营坐盘交易。因此，该法则到底怎么应用尚不明晰，辨别作价市场和这些类别的自营交易也并非易事。若一家公司下注市场利率下行，只需运用其市场作价单元构建投资转债即可。

《多得一弗兰克法案》也没能清除舒尔斯泰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投机、而非有效资本市场的行为”。因为中行深度参与其他交易商的投机行为，非常是对冲基金主导的投资交易，造成金融业崩溃，对冲基金疯狂的买人买入，为华尔街公司造就巨额收入和佣金。舒尔斯泰因觉得信用毁约掉期是一种纯粹为投机服务的金融衍生品。当投资者或金融机构卖出这些掉期交易时，订购的并非转债原本，而是赌转债是否会毁约。在泡沫低点，中行每发行一港元转债，虽然都会发行20欧元的掉期对赌。“发行1亿港元转债，就意味着发行和交易20亿港元掉期，”舒尔斯泰因称，“这太疯狂了。”对中行来说，争创这些很大的对赌交易的行为很疯狂，但赢利相当优厚。2007年底，信用毁约掉期票面总额高达约60万亿卢布，是日本国外生产总额的四倍有余。金融机构每发行一种掉期，都向用户缴纳佣金。但信用毁约掉期是零和游戏。有人赢，就有人会输。总体而言，掉期几乎没造就任何价值。

市场崩溃后，信用毁约掉期发行量小了好多。虽然，容许华尔街公司向养老金和公益基金倒卖价值不确定的有价期货的显性文化大体上仍然存在。“传统意义上，华尔街跟其大顾客间的关系基于‘大姑娘’概念，”舒尔斯泰因解释称：“你正在接待的如同一位精明的投资者，他能根据自己的判定举行投资。诸如，假如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职金想购进一家主流中行转让的短期转债，中行没有责任告知她们这些。在华尔街，这些方法是可以接受的。”2010年早先时侯，期货和交易执委会对“大姑娘”概念提出抨击，控告巴克莱未公开其转让的次级贷款期货的相关信息，但案件以花旗不坦承任何错误告终。

大中行坚持觉得，为满足企业用户需求，他们应当扩大规模。潘迪特跟我讲：“我们在159个国家举行业务。企业要迈向全球，就须要我们。全球企业都须要现金管理和资本市场。我们能满足某些需求。”花旗企业集团的26万名职工中，超出2/3都在中国以外工作。2010年前9个月，高盛收益中的约3/4来自英国、亚洲和拉丁欧洲。在德国，汇丰协助英格兰国家石油公司新上市，在美国帮助安装工程公司如汤姆金斯公司实现杠杆竞购筹款资金。

“这都是为了顾客，”潘迪特继续说道。汇丰和其他中行在泡沫其间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自己从事投资、交易，而非代表顾客缴纳利润，看作中行基本职能之一。

虽然潘迪特企图重建汇丰文化，汇丰仍然深度参与到各类方式的交易中。汇丰投资中行业务分支在过去10年内下降迅速，为企业集团攫取大概三成的收入(在前9月中增收近200亿港元)，及少于2/3的净收益(同期下降60亿港元)。之外，投资中行业务中，其收入的每一欧元中有80美分来自卖出和买入有价期货，只有14％来自为企业筹措和提供咨询服务。2010年1月至9月间，仅汇丰企业集团期货交易员就增收125亿港元有余，超出汇丰在北美全部分支的总和。

许多中行觉得，交易带给的收入实在太优厚，无法舍弃。她们正企图劝说政府高官以尽或许修身的方法推行《多得一弗兰克法案》。摩根斯坦利和其他大公司也正在重建其期货业务，整合车辆借贷、信用卡抵押及其他方式的个贷，之后发行由公司背书的转债，并且包括一些期货化的基本抵押借贷。我问马克是否能预见次级抵押转债卷土重来。他答道：“我觉得时机一到，他们会回去。我希望这么，由于这将给市场带给很大的流动性。”

“流动性”是拿来比喻卖出及买入的难易程度。一家公司在纳斯达克新上市的股票具备很高的流动性。靠贴现经纪公司，你可在数秒内将股票售出，且只需支付不到1O港元的佣金。一间冰淇淋车间是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其将花费大量时问，且费用昂贵。就股票市场和其他方式的交易而言，它们以流动性促使市场。我不止一次在金融界看到类似争辩：“你不能没有中行，也不能没有交易。”一家小型私募公司执行官对我提到：“股票的部份价值就在于你晓得能在明天上午就再卖它，中行由此造就流动性。”

然而，流动性有缺陷，或起码看上去有不足之处。互联网股票的流动性劝说人们去选购它，相信股票就能及时买入。次级抵押期货的流动性是导致个贷危机的重要诱因。住房贷款借钱所有者觉得它们依然能买入同华尔街公司发行的抵押转债绑定的住房按揭，所以它们借贷给所有人。虽然，流动性在人们最须要它的时侯却很快消失。每位人都企图在同一时间买入，造成市场失效。

最近风波中最令人震撼的，虽然不是小型华尔街公司这么快速地深陷泥淖，而是他们这么迅速地恢复赢利，对自己予以慷慨奖励。今年，瑞银向职员支付了少于160亿欧元的补助。摩根斯坦利则掏出超出140亿港元。两家公司都未进行任何新投资活动，也没生产任何具备实际价值的物品，这让我们不得不探讨以下问题：从荷包里往外付钱时，金融业是否与众不同?

洛杉矶州立学院斯特恩商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费立鹏觉得金融业的确不同。“在大多数行业，当职员荣获过多收入，她们的公司会迈向破产，而职员由此将不再荣获过多收入，”费立鹏告诉我，“也有例外，职工收入过多，而公司不会破产，这就是金融业。”

“你可以制订交易策略，一夜暴富。但你以后还要费数月乃至数年时间去验证它究竟是真金还是运气或是过份的风险承当。”费立鹏解释道：“有时侯，这十分困难。”交

易员(和它们的主管)每季度被评估一次，它们通过杠杆式赌注荣获相当体面的收入，而这种赌注却最终造成公司破产。

在来自监管机构的压力下，华尔街大中行为规避其向高管领取补助的批评，造就了何谓的“弥补性收入”。中行不再在1月或2月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量红利。取而代之，一家中行向其大部份高薪资职员领取一系列推迟性补偿，若利润转为巨亏，其价值也将下降。执行这个方案最简略的方法，就是以受限股票方式领取奖励，这些股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能转让。即便公司因前些年所做决策深陷窘境，股票报价下降，则作为奖励的股票会相应通缩。摩根斯坦利以现金方式支付奖金，但把现金存置于一个受限帐户内，在一定年数内不能使用。若在此其间，形成奖金的投资遭受损失，公司有权收回部份或全部奖金。

填补性收入上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在多久时间内有效。在摩根斯坦利，填补性收入有效期为3年。这样短时间内，潜在风险不一定会浮出水面。费立鹏觉得：“制定交易策略，前6年挣钱，从第7年开始巨亏是很容易的事。这正是雷曼兄弟在跑路前6年内所为。”

金融业内部几乎没有售价竞争。“这是一个交易，”泰德提到，“高盛能做的我也能做。我能做的你也能做。没人有特有优势。即使你有奇特优势，过几个礼拜，就有人通过逆向设计克隆你的做法。”

投行成本跟总体交易规模相比，是很小的。“你是顾客，你要做一个50亿港元的交易，”泰德说，“这是你做过的最大的一笔交易。这将决定你和你公司的未来。为什么你真会在意这2.5％还是3.3％的成本?不会的。老生常谈一下：当你还要动手术，你会找一个给你折扣的大夫，还是一个你信任和了解的大夫?谁的成本更高?”

虽然奥巴马总理近期备受不少来自华尔街的抗议，但联邦政府几乎没有动这部很大的挣钱机器一根毫毛。

经济史学家笔下曾出现过一段“金融抑止”时期。在此其间，监管者和决策者抑止了银行业的下降，反映出公众对华尔街心怀疑惑。她们限制了利率，严禁存款机构发行有价期货，并通过避免金融机构合并，使大部份金融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其问，未发生任何大经济危机，而资本投资、生丰度和薪资下降率使数千万中国人迈人中产阶级行列。

与之相反，80年代初以来，金融业大举增殖，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这是凑巧吗?常年以来，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贯接受金融业对自身的价值评估，而忽视了市场失灵和其他问题的影响。虽然发生了次贷危机，议会和白宫都倾向于对华尔街言听计从，由于它们盲目觉得华尔街对中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目前，伍利那样的极右者开始指责这些观点。“有人觉得金融创新具备社会价值，”伍利对我说，“我首先发觉的是，这个论据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论点支持。”

[张征：北京高校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月刊社；徐步：上海中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武汉中学]